“资本主义实验”的矛盾：1989年

问题：体制改革带来哪些社会后果？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共产党是很谨慎小心的，    变革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新的私有利益代表者行为不当，冷漠、    不计后果、互相倾轧，对抗国家税收。外债、通货膨胀、腐败、日益增加的社会矛盾，危害国    家统一。在党内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实验”与政治前途的讨论。

论点：发生在1989年初夏的学生运动，就是资本主义改造中所带来的矛盾的爆发。使得中国    领导人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前途作出明确的决定。

关键词：矛盾、外债、通货膨胀、各省的地方主义、学生抗议、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戈    尔巴乔夫、动用军队、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尽管共产党在对昔日现实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改造以使其成为民族成功时极为审慎，但他们的事业仍然造成了某些社会矛盾。

共产党要求人民对以前社会主义时期适用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颠覆。此前，党对国家经济的组织形式是每个人首先属于共同体，属于国家，集体和建设，而且事实上先得付出相关努力，之后个人才能获得“社会主义成就”的一部分。现在，接受了这种思想教育的所有人首先必须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私利，他们不仅应当这么想，而且事实上也要相应地这么做。因此，共产党允许个人利益成为人们新的自由，因为它渴望如此一来应当产生对国家有利的结果：现代经济能够最终创造出中国国家政权借以（重新）占领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物质手段。

尽管如此，共产党在“新经济自由”这一主题词之下逐渐植入中国社会的却正是竞争的强制。无论人们在具体情况下与原来的集体、计划和结果的关系如何，也不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原则持何态度，国家的新规定事实上迫使所有中国人有了资产阶级社会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昔日集体组织起来并进行合作生产的农民和工人逐步（重新）成为纯粹的个人和私人所有权人，他们一无所有，只能针对所有其他人和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维持生计或者挣得可能的财富。这些新获得授权的私人利益必定对其他个人采取无所谓、肆无忌惮甚至是破坏性的态度，对所有国家或集体的可能算计也同样如此。

共产党改革派预防性进行的“资本主义实验”所借助的对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农民尚未承担起家庭责任前，就必须强迫他们生产一定数量的基本粮食，国企被迫继续以旧的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为取向，中国领导层对这一切下达了命令，它认为如果实行完全的市场自由将可能危及国民经济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所有国家的规定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党鼓励自己的人民第一步原则上要对社会的功能性需求采取肆无忌惮的态度。因此，谁为了自己致富有此能力，谁就会这么做。此外，在现代化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许多领域存在着法律上的灰色区域：共产党政权对一切可能之事都未进行调节，因为旧社会中根本没有相应的需求。因此，尽管它不断告诫自己要极其谨慎，但事实上它自己导致的事情所产生的某些结果还是令其惊讶--想按照计划的方式实行市场经济本身或许正是一种小小的矛盾！因此，中国内政很大一部分是忙于将希望的东西与不受欢迎的东西区分开来，而且没有明确的依据，也不清楚这样的区分是否切实可行。

• 外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高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力。因此，中国政府特别是允许那些位于经济特区腹地的企业进口先进机器，这些企业是合资企业的零件供应商，或者自己就已经在从事出口业务。为此政府进一步放开了外贸垄断，结果是所有企业都纷纷效仿，竭尽全力获得各种进口商品，无论机器还是消费品，无论好卖不好卖，也无论需要还是不需要国家许可。结果是，尽管经济特区出口增加，但人民共和国1980年代的贸易数据仍然出现了逆差（1985年为150亿美元！），尽管资本进口增加，但中国政府仍然有外债。[1]
  
  
• 通货膨胀。通过国有银行的贷款，成立了众多企业，“很短时间内便成立了大约70万家中小企业，雇员人数约3千万”（Sieren，2005年，第182页）。北京中央政府认为贷款过多，明显表现在生产过剩，继而造成破产和通货膨胀趋势。1988年，官方通胀率创下18.5%的纪录，食品价格较上年上涨了50%。
  
  
• 没有经济特区也不位于经济特区周边的省份结构上处于不利。这些省份通过税收为经济特区基础设施的开发出资，但特区成功积累起来的资金并没有用于落后地区，而是留在了东部沿海省份手中。这是新的权利地位的结果，这些地区意识到自己新的重要性，通过截留税收和关税拥有这样的地位。考虑到其经济上的成功，而且北京中央政府自己也希望扩大这种成功，因此起初它咬牙切齿地认可了各省的自私。当然，这种情况加快了落后省份统治功能的没落现象。
  
  
• 腐败。新出炉的企业家与共产党之间的隐秘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大范围腐败。[2]共产党日益注意到对其生存造成干扰的现象，它发现中央政权正遭到潜移默化的淘空。它再也不确定行政管理和主权行使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来自北京的命令在各省得到不实施，因为当地当权者打的是另外的算盘；中国市场面临着分裂成自治地区的危险；中国自给自足的食品供应陷入危险之中。[3]共产党自己的威信日益扫地。

• 城乡社会冲突加剧。无法继续靠土地生活下去或者被驱逐出自己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可靠的生存机会。在刚刚形成的市场经济中，那些除了自己一无所有的人经常寄希望于卖淫和暴力，刑事犯罪大幅增加，出现了有组织的团伙，这些团伙通常受到警方保护或与其暗中勾结。

1980年代末，共产党内部就“资本主义实验”的政治未来展开了一场讨论。少数人完全拒绝“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但党内主要是对改革的速度和效果存在极大的顾虑。[4]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担心的是批评有可能演变成路线普遍放慢或者被掏空。1989年初夏中国大学生的抗议示威最初针对的是腐败和通货膨胀，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提出了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方法方面的要求，这促使中国领导层最终就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未来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西方记者对中国大学生抗议示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9年如此，20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

“天安门广场二十年之后：一切都不应让人回忆起那场大屠杀。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是不应让人看到的。”（Gärtner，南德意志报，2009年6月3日）“‘你们外国人为什么总要提起这个？’‘这是历史。’”（Fähnders, 法兰克福汇报，2009年7月11日）

不过，较大的西方日报的驻京记者们致力于不让这次事件（看起来不只是）象国家希望的那样被人们所遗忘，而是能够不断被人们作为“天安门神话”加以引用和铭记。他们对“天安门母亲”进行采访，陪伴牺牲者悲痛的亲属前往墓地，如此多的同情许久以来不再是每个妨碍了（自己）国家而被国家伤害的人所拥有的了。他们引用“大屠杀”牺牲者数字时，有意不确定地表示“可能多达数千，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似乎通过远远超出官方承认的（421名死者）的数字让中国政府知道其所犯下罪行的规模对他们来说格外重要。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感到极其恼火的是一个民族竟然能够听任国家政权规定自己的生活条件并对特定历史事件做出解释：

“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对当时的情况所知甚少，除非他们生活在国外。即使认为当时领导层的反应过于严厉，通常也会表示理解，而较少提出批评。年轻一代有自己的利益，想得到一份有油水的工作，想建立自己的家庭。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已经接受了官方对事件的看法，据此，为了确保中国的稳定以及预防后来东欧和俄罗斯出现的‘混乱’，动用军队是必要的。正是军队干预，才使得中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下命令开枪是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这种逻辑或许可以进行这样简短的概括。”（Fähnders, 法兰克福汇报，2009年7月11日）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记者们偏爱把自己不喜欢中国政府之处折射到大学生们的要求中去，他们显然认为无须研究其关切，也无须对国家的反应进行包含着比对非民主暴力“政权”的指摘更多的分析。

大学生们提出要求时意识到自己提出的是完全合理的诉求。他们以自己与“所有正直的中国人”都赞成的价值的名义提出要求，进行控诉，他们仍然称“跪”求的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他们以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所负责任的未来精英的面目站起来（“不是我们，又会是谁？”）。比所有控诉内容更令他们气愤的是下述事实，即政府将他们的运动称为“暴乱”，而暴乱显然是他们不希望的。他们进行绝食，不仅是通过斗争迫使政府愿意进行对话，而且还想让党和国家领导承认这场运动是“合法、爱国和民主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大学生抗议示威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不想认识到与中国现行政策之间的对立，在它自己开始给出的论断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点。那里提到“严重的通货膨胀，非法走私，贪婪的干部等”，对政府进行所有指责的腔调仿佛这一切都不应有。大学生们根本不想探究被控诉现象的原因，通货膨胀和“贪婪”之间有何关联以及二者与政府的经济现代化纲领有何相干对他们来说也根本无所谓。他们只是要求这一切都不应该有，它告诉领导人说，只要他们真正关心人民，也不会非有这一切。

此时，大学生抗议示威仍然是在理想主义的、置实质关联于不顾的爱国主义请愿的框架内进行的。人民和认为以某种特殊方式负有此使命的一部分人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避免人民和民族遭受损害。

不过，“民主”要求还产生了其它具有双重意义的影响。一方面，大学生们对中国政府目前没有或者没有充分履行其为人民服务的委托做出的解释是缺少民主。他们“跪”请政府倾听自己的呼声，现在，他们被迫为他们认为民主和自由这些最根本的人权进行斗争，甚至有可能置自己的生命于危险之中。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只是重复要求政府必须关心人民的利益，归根结底，这是人民统治的含义，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纲领。另一方面，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包含着更多的内容：既下述观点，那就是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早就“系统地”脱离了人民，只有根据西方榜样引入民主程序和权利，才能重新恢复这一点，即允许反对派、多个政党和选举等等。中国大学生们认为，同共产党对国家的统治相比，西方组织统治的方式值得追求，是自由的楷模，现在，他们要求自己的领导在经济改革之后实行政治自由。资产阶级自由的真正核心是国家保障私人所有权人的自由，即他们自己国家逐步引入的自由，这恰恰造成了他们所病诟的社会弊端的自由，或许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同样没有理解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根本不能确保人民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正相反，它们是阶级社会的政治框架。此外，他们对自己想输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否有正确的认知也值得怀疑，他们肯定没有理解民主的实际真理，即处理社会不满或解决社会争议！[5]北京的大学生们无礼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幼稚地要求目前深陷危机之中的国家所缺少的政治自由化，另一方面，他们完全意识到这种要求对国家领导构成了严重的妨碍，他们显然相信领导层会动武，他们不无道理地把自己看成其事业可能的殉道者。

他们在89年初夏越是顽固地坚持这一立场--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之际，要求中国象苏联正在经历的那样实行同样的新思维，他们当然得到了西方媒体及其报道的鼎力支持--，大学生抗议示威越是扩大到全中国，政治领导层便越是认为其经济现代化纲领及整个统治权都处于危险之中。活动初期，主流观点认为这主要是一次爱国抗议示威，它的主要诉求（反腐）原本也是党的领导层同意的。但5月期间，鉴于示威的不妥协和绝食--大学生的一次行动，想从道德上贬低政治家并且也做到了这一点！--，要求镇压的人的声音越来越响。“强硬派”的理由如下：

• 最初的对话和让步之后，他们认为局势并未平静下来，相反，运动扩大了（数万至数十万人抗议示威，时间长达六周多，有一次，仅北京参加示威的人就超过了一百万，中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都行动起来，有些地方工人也参加了，发生了封锁，铁路超载，火车上坐满了到北京去的大学生等），
  
  
• 他们认为大学生们让人民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在外交上丢了脸（一个无法控制首都的共产党政权！），
  
  
• 他们担心动乱对外国投资造成影响，其混乱令他们想起文革的混乱，
  
  
• 他们发现外国记者和间谍（美国/台湾）加强了活动，担心大多数幼稚的大学生们被当作破坏中国稳定和推翻共产党的受欢迎的杠杆而服务于外国敌对利益（参见Nathan/Link，2001年，见附件中有意思的引言）。
  
  

不过，最高领导层在采取严厉反应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运动的广泛性表明大学生们谈到的问题触及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要求采取相应行动，例如同腐败做斗争。另一方面，面对一场数周令国家陷入无序状态并由此事实上涉及其权力问题的运动，国家领导层除了武力之外也确实不知道还能采取什么对策，无论对于中国统治者还是任何其它统治者来说，就支持和反对各种统治技巧进行政治学讨论都是不可想象的。劝说和威吓未能奏效之后，共产党认为必须以武力结束抗议示威，这虽然令人遗憾，但却是必要的最后手段。

由于北京市的警察没有相应的队伍和装备，[6]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北京集结，宣布实行戒严，禁止示威游行，但几乎无人遵守。通过政治教育，让部队为最后采取行动做好了准备，即清空天安门广场，如果没有关于外国间谍等的颠覆理论，军队显然不太愿意对自己的人民动手。最后，士兵开着防弹车进入首都，结束了示威和绝食。他们应确保被视作国家神圣之地的天安门广场上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军方采取行动的目的无疑并不是避免流血，而是实施他们认为遭到挑战的国家专属武力权，因此，便有了相应的牺牲。[7]

北京市民和整个中国社会中都有人对绝食大学生抱有好感，军队针对自己人民的这次“罪恶行径”很多年都令其深感不安，因为这样一来，便成功地威慑了社会与政治抗议示威。众所周知，使用武力手段针对国内外人民以贯彻自己的利益就其本质来说对西方国家是陌生的，西方的反应是“感到震惊”，起领导作用的大国美国宣布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8]

在中国制度改革的历史上，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坦克碾平天安门广场，邓小平派（暂时）结束了有关中国国家利益至上主义未来适用定义的名副其实且在党内蔓延开来的争论。

在邓小平和李鹏一派看来，首先必须明确无误地确认经济改革之后绝不会实行可能质疑党的权力地位的自由化。鉴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已经造成的政治侵蚀，他们赞成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对应当进行的经济自由化和禁止实施的政治自由化所做的严格区分旨在打消包括本党内部和军方对新路线的相关顾虑。

在与大学生的冲突过程中，可以看到党和国家政权不容争议的权威已经遭到腐蚀，这让邓小平一派认为毫不妥协地贯彻上述路线更为迫切。大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教授和北京市民的同情，部分部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参见Nathan/Link，2001）。经济改造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使得党产生了分裂，绝非一致支持“强硬路线”。[9]

在国家机器眼中，除了大学生抗议示威，工人中的动乱也是危险的。企业改革造成的社会影响，日益艰苦的劳动条件和物价上涨使工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已经非法成立了最早的工会[10]并同示威学生联合起来。事实上，北京采取的军事行动也针对并且镇压了工人，这是军事行动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西方媒体主要关注大学生及其民主要求，对此鲜有提及。

借助军事武力，共产党改革派为自己无可替代且不可阻挡地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重新赢得了必要的尊重，首先是在国家武力专属权领域。整个中国社会都被上了很好的一课，那就是北京中央政府在新的经济自由的过程中不会容忍任何质疑其权力要求的东西，这首先也是面向本党干部和各省领导所做的一个明确说明。

另一方面，改革者开始纠正所有他们自己也不喜欢的现象。当然，为此他们必须在具体情况下决定哪些东西对其为了中华民族的成功而实施资本主义的纲领来说具有功能性，哪些又不具有功能性。事实上，很多时候无法将希望和不希望的以及作用和“副”作用区分开来：哪些地方发放贷款在经济上是正确的？哪些时候又“过多”？党何时能够为对其致富口号的支持而感到高兴？什么情况下官商结合又形成了干扰，即存在“腐败”？此外，它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自己启动的进程的结果是令其丧失了对土地和人的某些实际支配权，自己的纠正努力落空。这种认识多数情况下也将其重新抛回执行能力的问题，共产党批评自己允许了太多自由，它认识到出路首先在于恢复自己的武力专属权。它试图针对各省和各部的自其行是重新恢复中央的权威；它重新恢复了国家对外贸的监督，收回了价格政策上的自由。它想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获得手段，让自己开启的转轨进程服务于国家利益。当然，国家的这种修正纲领并不是一经宣布就生效的，更不是一宣布便成功的。它更多是北京中央政府与中国社会进行的一场长期斗争，时至今日，这场斗争仍然决定着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议事日程。在此仅列举其中几个重要的阶段和领域：

• 通货膨胀和财政稳定。通过采取限制投资以及重新对城乡重要原材料和基础材料消费品市场进行物价控制的政策，通货膨胀得到遏制。1990年代末实行的减少一半公务员岗位的严格节约政策旨在改善国家财政状况。
  
  
• 军队与生意脱钩。由于军队人员1990年代日益卷入走私和腐败丑闻，对人民解放军防御能力的怀疑之声越来越多，北京遂强迫军队同多数参股公司脱钩。[11]通过大幅提高军事预算，包括明确提高官兵工资，政府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不满。
  
  
• 收回中央税收主权。1994年，政府成功实施了一部针对各省的税收分配法律，据此，中央财政自文革以来首次确保自己能够重新获得国家税收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 同腐败做斗争。1990年代，国家发起了广泛的运动（遏制海关与走私者之间的合作），鉴于上面讲过的原因，这些运动徒劳无益。
  
  
• 反对各省的“地方主义”，争取统一的中国经济区作为资本主义开发的基础。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结束了共产党内围绕改革路线的争执。对所有对资本主义实验对国家的重要性表示怀疑，或者至少对实验速度及其造成的社会困难表示怀疑的人，他都向其展示了深圳和广东那些天际线所宣示的市场经济方法取得的成功。这是管用的！邓小平的路线再次得到了贯彻。这样一来，下一轮资本主义建厂浪潮便又掀起了，当然也产生了许多国家行为必须予以关注的新问题。[12]

[1] “1983年，中国贸易盈余从零一跃而至52亿美元。（...）1984年，外汇储备仅够七个月的进口，尽管外汇储备在1980至1984年期间从22.6亿美元增加到将近145亿美元。1985年，贸易赤字再度达到150亿美元，创人民共和国历史最高。（...）政府失去了对进口的控制，被迫向其它国家借债，外债每月增加10亿至15亿美元，1984年至1986年，增加了35%，达210亿美元。（...）1987年底，外债又增加了50%，达到300多亿美元。”（Sieren，2005年，第180页及下）

[2] “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法院1988年共审理了55710起经济犯罪案件，创下历史纪录。8428人因腐败被起诉，1584人因受收贿赂，1699人因非法牟取暴利，198人因走私。1989年第一季度，各级法院受理的经济犯罪案件达15787起，其中 6433起案件的被告因腐败和贿赂而遭起诉，较上年增加了27%。”（Nathan/Link，2001年，第 59页）

[3] 聪明的地方官员和省长径直在其它省市购买按计划必须上缴的粮食，以便能够在自己的耕地上建造有利可图的工商用房。

[4] 对“党的领导的分裂”这一说法，Nathan/Link做出了如下说明：“党内元老陈云（退休的负责经济的政治家）、李先念（1988年3月之前任国家主席）和彭真（1988年3月之前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等一批人感到忧虑的是，党的监督被削弱有可能助长意识形态和社会无序状况，他们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险。”（Nathan/Link，2001年第56页）

[5] 参见下章有关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国家的论述。不久之后喊出了“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进行示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多数公民们也既没有从经济上也没有从政治上想象得到自己后来得到的东西！参阅 Decker/Held，1989年，第93页及下。

[6] 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威吓并打击各种示威的冷静自信相比，中方对该问题的思考极不专业。此前，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未经历此类社会利益冲突，因此，它也缺乏所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有的完美应对一切升级做法的警察装备手段。

[7] Nathan/Link（2001）称北京死亡人数总共为421名，大多发生在较为靠外的城区，市民想阻止进城部队前行。

[8]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的先锋，1989年6月5日和20日，美国宣布对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武器禁运，停止多边贷款，例如世行贷款，禁止国务秘书以上的所有高级别政府往来。欧盟跟随美国，于6月12日和27日采取了同样的制裁。同样，许多国家中断了双边发展援助合作。这些相对严厉的制裁很快便结束了，1990年和1991年，美国和欧盟正式宣布结束外交制裁，只有武器禁运目前仍未取消。”（Krumbein，2007年，第117页）

[9] 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直到最后一刻仍希望同示威学生达成妥协。在李鹏和邓小平的强硬路线取得胜利之后，他被剥夺了权力，并遭到软禁。

[10] 在工人方面，韩东方发挥了作用，他因其行为被追究责任并被判刑。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香港经营“劳工网”。

[11] 截止2000年初，共关闭了4000家公司，其中3500家被出售（包括大型贸易公司，中国最大和利润颇高的制药集团，999家旅店和夜总会等），目前，这些作为私企继续存在。

[12] “1993年，全国共有8000家新‘开发区’。1992、1993和1994年的房地产投资年增长分别为102%, 149.8%和124.5%。（...）快速增长阶段典型的伴随性症状，即所谓的‘四高二乱’再度出现。北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对整体经济稳定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严厉批评，1994年引入了全面的财政秩序结构。（...）1996年，1990年代上半期建筑与房地产领域‘投资和投机狂热’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其结果是全国共有大约3亿5千万平米闲置的写字楼和住宅，房地产价格下降了50%。”（Hyekyung Cho，2005年，第65页）

• 9、共产党对自己及其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新经济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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