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银行与股市,国家财政和货币

 

问题:什么是银行的新功能?什么是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证券交易所?

论点:国家有责任要求在国家信贷扶持下的国营企业达到新的盈利水准。后果:银行危机,通货膨胀,以及一系列新的矛盾,房地产投机商与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的新矛盾,

问题:体制转轨对货币意味着什么?

论点: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积累的资产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私有化了。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在尽其所能地使中国“人民的货币”尽快成为“世界的货币”。

关键词:货币、信贷、银行的不良贷款、银行危机、资合企业、通货膨胀、股市、股份公司、国家税收、国家预算、房地产、投机、货币政策、外汇储备、世界货币

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定义贷款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所有企业、机关和其它机构的现金都必须存在中国人民银行(PboC),再通过该银行进行全部支付往来,1949年至1955年之间,所有私人信贷机构全部解散后成立了人民银行。除中国人民银行之外,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隶属人民银行及财政部,相当于其部门。“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银行首先是一个发挥监督作用的中央结算部门。这种行政而非信贷经济取向的制度的缺陷首先在于财政资金配置与使用的效率低下。”(主题词银行,中国大辞典:67)


看起来,改革派和引言作者有着相似的观点。但他们或许也只是钦佩信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的生产性力量,信贷使企业得以加快成长,又不限于此前已经取得的生产结果。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人不想再放弃更快增长的这种杠杆,因此,在企业改革初期,他们就对金融领域进行了彻底改造。


上述三家银行有了新任务,尽管它们都是国有银行。银行体系本身分二级,中国人民银行发挥着央行的作用,它发挥的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到了新成立的第四家国有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ICBC)。
改革派共产党人奉行的新信贷政策主要有三个目标。首先,他们希望将对国有企业进行的资金划拨同国家预算政策分开,此前,“大家都吃大锅饭”,社会生产出来的所有利润和税收都汇总到国家预算中,所有资金也都从预算中分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与预算的关系仿佛它是整个经济的真正主体:国家既决定国有企业的成立、规模和增长,也决定所有国家资金的分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和卫生政策,还决定着对各省和各地区以及城乡设定负担或者提供帮助。正如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中阐述的那样(参见第一部分第四章“国家计划生产原则”),1978年以前,中国计划经济的重点是建立重工业,地理上集中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这部分出于历史考虑,部分出于战略考虑,此前,大部分预算资金都分配给了相关企业和地区。


根据新思维,改革派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不再从经济和政治战略混合角度,而是从增长和利润的角度发放企业贷款,就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率。为此,企业和银行被从国家预算的“大锅”中独立出去,银行此前是计划管理部门。企业应进行改革,最后应摆脱国家指令,创造利润。银行则应当帮助企业,向企业发放贷款,挣利息收益,也就是说,银行要通过向企业提供贷款做生意。所有促进增长的条件都从中分离出去,国家希望从预算中拿钱完成这些任务,它未来想成为陪伴经济的思想上的总资本家,想以税收国家的身份从社会不断增长的货币盈余中获取这笔资金。


其次,必须连本带息偿付的贷款还应当对国有企业发挥教育作用。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越来越觉得国企根本不象它所希望的增长机器,而更象是庞大的吞钱机器,大量社会资源被带进这台机器,但社会却并未从中获得所期待的工业突破。在共产党看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企业在计划经济中过得很惬意,因此,它不想让企业舒服地吃“大锅”饭,它想通过新的贷款关系刺激企业采取更多的主动行动以及有更多的生意意识。


再次,银行贷款应当发挥普遍加快国有企业增长的作用。在希望改革的共产党人事后看来,此前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受到的限制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基本上只能分配此前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资金。[1]此外还有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情况,即国家对资金进行分配时,所有其它社会需求都会跳出来说话,这些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考虑的。将贷款政策从此前的严格限制中解放出来,在整个经济上利用贷款作为以生产力、商品价值以及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全面增加财富的杠杆,对于改革者来说这实在是天才的主意,类似于个人积极性这种魔力手段。


新银行由中国政府提供自有资本,同国企建立起了信贷关系。除了国家分配的资金外,尽管储蓄利率很低,但小储户的巨额存款还是流向了银行(1990年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银行业务的54-58%), 小储户存钱大多是为了社会保障。不过,另外一部分客户,即借贷者却没有让银行特别高兴,原因在于开始时根据政治指令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只有国企,而国企当时正在上述企业改革的矛盾中挣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企连法定低息都挣不出来,也就是说,原则上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没有了支付能力,因此不能够再获得贷款,如此一来,银行业务很快也便结束了。


无疑,中国政府不想承认企业和银行改革取得的这样一种结果。为了让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国家继续向银行提供中央银行的资金,并命令银行重新给企业贷款。“1980年代,国企总资本中平均约30%来自银行贷款,(...)1995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83.1%。”(Hyekyung Cho 2005,113)如此一来,根据国家的命令,银行就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变的意外开支提供了贷款,自己也因此长年积累起了所谓的“坏账”,1997年,呆坏账比例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现在这一比例更高了。


除了四家国有(中央)银行外,逐步批准成立了多家金融机构。1986年以来,出现了“间接国有的以资合公司形式成立的与专业银行竞争的地区性商业银行”(1996年底有13家)。非银行领域金融获得批准,如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金融公司(1996年底有409家)。外国银行逐步被允许多种业务形式和领域(1996年底,外国银行设立了288家代表处,131家分支机构,6家中外合资银行和5家外商独资银行)。(数据和数字见主题词银行,中国大辞典: 67页及下)


这表明信贷运营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 各地方成立并利用了资合公司以及间接的国家商业银行,目的是用贷款做“个人”生意或者获得资金(参见第二部分第四章“计划外企业的成立”中的描写)。

  • 除国有和半国有银行外,还成立了各种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同样吸纳(目前数量较大的)社会资金,并继续放款用于投资。国家、银行和企业发行债券和证券,他们自己没钱,于是向“公众”借钱,通过承诺支付利息,就把这笔钱变成了存款。

从经济上来看,上述所有经营行为都包含着一点,即它们都预计未来的业务将增加,换言之,它们都预言资本和货币的积累将不断增加。借钱做新业务的人都相信(或者投机)于自己确实能够创造“更多的东西”,至少能够支付到期利息。国家、银行和企业发行“债券”时,它们同样寄希望于自己在下一个增长周期内能够通过税收、应付利息或者销售商品清偿债权人,以此保持信用。它们存钱时寄希望于自己的债务人具有支付能力,有正当的权利要求还本付息--尽管上述经营行为中的经济投机成分并不会因此消失--,它们可以坚持这一点,无论贷款者的经济状况如何,也不管到期支付与其它账目是否吻合。


随着贷款普遍成为企业成立和运营的辅助手段,从国企到最偏僻的乡村及其微型企业,资本主义增长到处都成为所有经济努力都必须服从的事实强制。谁必须清偿债务,就必须创造出相应的利润,让自己富裕起来变成了一种必须。


在中国创业阶段有钱有权的人都想促进增长并从中获益。国家领导层还没有重新整顿银行秩序并赋予其相应的任务,就发现全国各地的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家机关附属和下属部门超越了国家的改革思想,自己想到了获得贷款的方法,以为各种商业活动提供资金。一般而言,北京政府对各省、各地区和各部在经济上的积极性表示欢迎,改革派将各地开始进行的商务活动用于党内权力斗争,以强调自己的立场。但中央也发现这些主动行动也产生了某些破坏性的后果:

 

  • 每个地区、每个省、每个城市以及到最后每个村子都想尽力加入赚钱的新制度中,其结果是到处都在做生意。许多新企业家瞄准了同样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导致比例失调和供应过度。即使贷款不得不用来弥补未能实现的销售收益,仍然过度放贷,从而导致支付能力泡沫,特别是在企业中,其结果是价格普遍上涨,即通货膨胀。

 

“中国共划分为27个省、自治区以及4个省级‘直辖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下一级则是大约700个市,2000多个县,45000个镇以及740000个村子。上述所有单位的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县长、镇长和村长都响应邓小平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号召。所有人都满怀激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邓小平倡导的分权确实发挥了激励作用!所有人都只认一个目标,那就是带领自己的地区实现增长最大化。(...)


世界目睹了共产党干部变成资本主义企业家这场令人不解的戏剧。他们发现了投资领域,寻找人才,并且在国有工业企业的工程师、提前退休的官员特别是善做生意的农民那里找到了人才。他们通过干部网络搞到了技术,促使地方银行提供贷款,对新成立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等等等等。农村干部成立的企业是集体乡镇企业,但干部也将私营企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给它们戴上一顶‘红帽子’,企业对外便成为集体企业。即使对那些公开宣称自己为私企甚至是小型家族企业的企业来说,干部也成了庇护人。地方领导干部领导着公司的业务,乡镇变成了大型企业。1993年,江苏华西村工业生产总值达到10亿元,天津附近的大邱庄村将自己吹嘘成中国最富裕的村,其固定资产达到了33亿元。


城市国有企业的经理也象政治领导干部那样根据企业规模分成不同级别,他们也没有落在农村干部后边,他们不顾企业负债和实际需求进行投资与扩张。就连北京各部委机关也投身到了赚钱的海洋中去,以增加单位收入。1993年,铁道部共拥有约46000家‘创收’公司,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决定外企投资审批权,它拥有外国投资者咨询公司和向外企介绍中国管理人才的公司。
党的机关和群众机关也与部委一样行动起来。工会拥有不下130000家公司,全国最大的企业家是人民解放军,不仅拥有军工厂,出口武器赚钱,而且还经营生产消费品的工厂、酒店以及夜总会。”


赛康德,2000年,第327页及下。

 

  • 到期业务对想必对无力偿付有思想准备的放贷者产生了反作用。只要国有部门参与,“腐败”便有了可乘之机。人们试图通过与上级党政部门的关系,继续轻松获得贷款,一如既往地允许个人致富,还可以利用更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根本不希望自己进行的资本主义实验因为崭新的金融上层建筑的投机性破产而遭到失败。

  • 通过贷款创建业务的尝试给许多城市和乡镇带来的主要是债务。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建厂潮,每个人都与他人进行竞争,并且不顾社会需求和已有生产希望确保自己也能分得富裕的一杯羮。此外,北京中央政府改变了优先性:1980年代,中央政府支持建设农村工业作为农民副业的一个机会,到了1990年代,远离沿海地区依靠农业的各省则日益失去了支持。国家贷款资金日益投到东部沿海省区那些资本主义的灯塔项目上,这样一来,与沿海省份经济崛起隔离开来的其它地区的行政部门和政府机关便面临货币短缺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他们便尽一切可能性从农民那里要补偿,农民虽然贫穷,但却屈服于他们的强力。

  • 各省市利用自筹贷款的手段,以期实现针对其它地区的增长。负责任的区域政策与个人致富之间的界限自然很模糊,无论怎样,这样做的结果都是希望针对其它地方已有或者同样也是刚刚开始的增长确保自己的增长。

交易所和股票投机

 

在政府看来,这些都是它自己进行的资本主义实验带来的更为严峻的矛盾,这些矛盾迫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因此,政府试图通过“从国外学来的宏观调控手段(央行利息,银行必须有现金存款和最低储备等)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放贷加以遏制,但收效甚微(详见第二部分第八章:“‘资本主义实验’的矛盾:1989年”)。尽管如此,此类问题仍然没有让中国政府考虑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现在这种经济叫“具有市场经济要素的社会主义”。相反,为了完善金融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改革派共产党人1990年在上海和深圳成立了两家交易所。由于国企改革缓慢,企业在银行累积欠债,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旨在让企业获得新的(无息)资本。针对新资金流入需求的顾虑是国家有可能丧失对重要经济资源和经济重点的控制权,因此,中国政府在新成立的股份公司中控股或者拥有否决性少数。1999年起,超过51%部分的国有股可以上市交易。


其它顾虑与国家可能进行大甩卖有关,这种结果是因为改革派共产党人现在公开青睐于将金融资本主义投资引进来,以便利用该领域的外资,即又一只“可以骑的老虎”。因此,两家中国交易所对A股和B股进行了区分,外国人只能购买后者,而A股则是急欲投资的中国小储户的积蓄累积起来的。小储户原本就有赌徒需求,银行支付的低息以及对存款利息还要再额外征收20%的利息税更是鼓舞了他们的这种需求,如此一来,中国股市在最开始的几年确实具有真正的全民交易所的特点。


下一个问题便是哪些股份公司可以在新交易所上市的问题,中国领导层准备了两个完全对立的答案。一方面,那些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找到政府,坚持要求获得新贷款,以期进行一些尚有利可图的项目,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上市相当于最后一招。另一方面,对新建立的交易所和借此希望中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来说,这种情况恰恰并非特别吸引人。政府试图通过筛选程序和交易所监督的机制化处理上述矛盾。它的想法是通过对希望上市公司进行筛选给人一种客观和稳健的印象,因为一般情况下入选的并非根据资本主义利润标准前景较好的企业,而是有需要的企业。因此,筛选程序便成了所有相关国有企业激烈竞争的目标,当然也包括行贿和一切有益于此的做法。“1990年代交易所的迅速发展”(主题词证券市场,中国大辞典: 847)未能阻止这一切。“股份公司的赢利能力”并不能说明这种发展的理由,这种情况其它交易所也时有发生。无论如何,就中国交易所的情况而言,投资者,在该特例中即投入血汗钱的“小人物们”是在最后时刻寄希望于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家仍然(尚能)依靠自己的财力确保企业、银行和交易所的一切,这种希望至少是脆弱的,行情的波动起伏使其遭到严峻的考验。[2]

不动产投机

 

除了股票交易所之外,还形成了另外一个投机领域,即不动产市场。由于中国宪法第十条原则上禁止土地私人所有,国家和市镇迄今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这一点于是颇成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经营的新条件下,对于所有新出现的使用可能性来说,拥有土地一开始就极为重要。


私人投资当然要求能够确保控制土地及其上的建筑物。在对农业进行私有化时,中国政府就遇到一个问题,即转而要靠经营赚钱的农民要求长期拥有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只要不能长期对土地进行经营,农民就不愿意为土地进行投资,即采取保持与改良土地的措施。政府实行长期租赁权,刚开始是十年,然后延长到三十年,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上述问题。

 

与此同时,所有国家计划外投资都需要确保获得土地与建筑物,作为贷款担保的基础,大部分投资的钱来自贷款,农业工业如此,在更大程度上,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经济特区的合资企业。城市应腾出土地用于店铺与办公,出现了对奢华房地产、现代化昂贵居住城市以及旅游休闲产业的需求,对越来越多的工商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现在非常务实的中国人在所有权上一切照旧,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土地确实是“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当然满足了新的需求。“新成立的经济特区积累了土地有期限使用权商业化的最初经验,此前土地无偿并且无限期地仅分配给中国申请者。”(主题词不动产市场,中国大辞典:322)


因此,通过合同转让对土地的支配权,由此获得价格,通过这种行为积累起来的“经验”逐步可以普遍进行交易。1989年,宪法第十条加入了“可以依法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的内容。1990年,国务院颁布决定,规定“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占有、用益和处置权。使用者可以通过购买、交换或者赠与转让土地使用权。”(何清涟 2006年,第77页)


上述法律规定(此前可能没有上述规定也同样如此)的结果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转让,随之而来的是着眼于未来用作工商用地而对土地价值上涨进行的巨大投机。


1993年底,“中国县级以上(也就是说不包括乡镇一级!)开发区已达6000个,总面积15000平方公里,比城市使用的面积13400平方公里还多1600平方公里。”(引文出处同上,第78页)1992年一年,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大部分,即7亿5百万美元便投向了不动产开发与建设,主要是商业住房、别墅、写字楼和多功能厂房,较上年增加了226%。征收农民土地建设的许多开发区[3]被划出,但开发所需的资金却没有到位。为了给潜在的对生意感兴趣的人准备好一切,吸引他们到自己这里做生意,千真万确的“圈地热”四处蔓延开来,首先是在沿海各省及其腹地。[4]


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与转让主要通过贷款进行。在这个阶段,那些(与党)有相应关系的人迅速致富,虽然他们并没有钱。为此需要的手段包括与当地掌权者的良好关系,因为他们支配着土地,决定着土地以后的用途,必要时还要强行确保驱逐行为,以及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关系。“巨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福布斯排行榜上,2002年中国最富有的100人中超过40位从事房地产。”(Qinglian He,2006年,第84页)


开始时,共产党人对批准外国投资者从事货币、贷款和房地产业务有相当多的限制,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自己无法控制的外来金融投机的对象,所以它仅允许在中国交易所进行少量B股交易以及香港交易所进行少量H股交易,港交所交易的是某些中国内地公司的股票(即所谓的红筹股)。外国人想做房地产生意必须有中方伙伴,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198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包括外国投资在内的建筑繁荣。政府面对国内出现的投机没有任何对策,正相反,它很赞赏各种信贷产生的促进和加快增长的影响。这样一来,改革派共产党人短短几年内便建立起了金融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该上层建筑给它造成的干扰并非其投机性,而更多是其规模过小。

预算政策和国家货币

 

国家预算从改革政策初期的中央经济计划手段这一“大锅饭”转变成了“税收国家”的预算。该过程既反映了改革政策取得的进步与矛盾,也反映出了国家的新诉求。


1978年,中国政府遭遇了中国国家预算的第一场危机:“不过,形势自197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就国家预算而言,收支紧张,出现了赤字。国家预算耗尽了多年积累起来的盈余,不再给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基金,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分配劳动贷款,它的银行帐户透支,并且发行债券。”(中国,2000年,41页)一方面,国家收入下降,为了将外国投资吸引到经济特区,中国政府对其实行大规模减税,有些甚至是免税。1984年以后,国有企业允许保留此前须上缴国家财政的大部分利润,只须缴纳利润税收。中央政府对集体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支持兴办农业工业的浪潮。另一方面,共产党政府不想放弃从物质上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包括农业补贴、建设经济特区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向新成立的为企业改革发放贷款的银行划拨资金等。由于政府预算没有这笔资金,于是便放弃了以前“优先避免赤字”的原则(主题词国家财政,中国大辞典,713;也可参见第一部分第五章第58的内容),开始举债。“看起来,以前利用国家财政支撑贷款的做法现在已经被贷款支持财政的做法所取代。”(中国,2000,394页)1979年至2000年,中国国家预算(1981年和1985年除外)赤字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5%,从国际比较来看,这其实相对较低。当然,除了正式的国家预算外,还有预算外基金(例如,地方行政收费),1990年代初期,基金量达到财政收入的将近100%。此外还有“银行领域准财政活动”,这些活动的“启动旨在为那些不是由国家预算或者预算外基金支持的国家项目提供资金,其典型方式是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商业银行再通过贴息或者呆坏账的形式将相关资金继续提供给国有企业。事实上,这不能算是贷款,而是国家对国企的分配,旨在让其能够完成社会保障领域的任务。”(主题词国家预算,中国大辞典,第713页及下)据估计,上述“准财政行为”的规模为正常预算的200%至300%。


因此,将昔日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耗费资金,开始时从财政角度收效不大,与以前稳健的预算立场相比,中国政府在改革最初几十年间形成了巨大的资金与贷款需求。

 

  • 中央集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是北京中央政府与各省各地区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从一开始便围绕获得(税收)收入和划拨资金的分配以及举债的可能性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由于文革的影响,首都中央政府开始时仅占有全国收入的一小部分(约15%),其余部分,主要是重要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都被各省据为已有。因此,北京在实行改革政策的过程中也一直致力于改善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支配。与此同时,改革派也需要获得各省的同意和实际支持,新政策非但对各省无益,而且损害了其利益。改革初期,此前在扩大重工业时享有优先地位的地区被要求为沿海经济特区的扩建提供基金。后来的情况正相反,这一政策的得益方,即获得成功的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拒绝按中央的要求上缴更多收入,它们以敲诈的手段利用自己新获得的作为外资投资地的重要性,对国家的平衡与发展充耳不闻。[5]

  • 政府竭力避免向西方国家借债,因为它不想依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1980年,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世界银行成员,它只是向世行借了几笔利息极低的贷款(截止1998年大约300亿美元,1998年,中国获得世界银行全部援助的9.2%,为其最大债务国)。

  • 为了不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给自己的财政造成负担,北京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征收“预算外”费用。很多情况下,社会基金也以上述行政收费为资金来源,国企和人民公社不再承担社会保障任务之后,社会基金也负责贫困人口管理。

  • 至于中国政府认为加快将国企改造成赢利性市场主体所需的贷款,它并非采取从国家预算中提供直接补贴的方式,而是从“准财政角度”向国有银行提供央行资金,再指示国有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执政的共产党人通过这种方式提供国家资金和贷款是极为自由的。他们向国有银行提供央行资金,再让后者把钱继续借给国有企业,从而在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债务人--债权人关系。这样一来,至少就第一步来说,国家便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成为社会将来进行借贷并利用贷款促进增长的源头。

  • 这些资金是企业对银行的债务,这样一来,企业就必须按照赢利标准进行生产。如果无法归还,贷款在银行列入负债,即“坏账”,但并不表现为国家预算真正的组成部分,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希望狭义上的预算能够有一定的“稳健性”,更何况改革头几年中国社会原本也没有太多富余的寻找投资的储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希望通过发行国债向全社会以合规的方式举债的意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6]即使后来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储蓄冠军,并且考虑到生活中一定会出现的变故而将自己辛苦挣来的人民币大量存起来时,国家举债仍然是有限的。中国宏伟的现代化计划原则上开具了一份由国家认为很重要的项目组成的无限清单,从建立更多经济特区所需的意外开支到后来制订的旨在把市场经济的成功引入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发展纲领,并且共产党也非常希望能够缓解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后果,以确保社会安宁,实行国家医疗保险,可能的话也要在农村地区引入医疗保险。尽管如此,国家的上述设计与促进愿望很快就面临着下述问题,即国家能够以及应当在何种程度上负债。它认为国家债务首先会给国家财政带来长期负担,因为必须还本付息,它也清楚债务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这也是1949年以前的时代告诉它的。因此,执政的共产党人原则上要求自己的财政不能借太多新债,即使他们象坦承的那样[7]并不理解怎样才算是“适度”。

认定国家支出必须考虑国家货币的稳定性表明了一个原则。市场经济认为货币与信贷是实现令人愉快的国家生产过程的最佳辅助手段,中国共产党人的想法是一切革新都只是为了借助一种发展生产的特别聪明的手段。与上述观点不同,国家发行货币和借贷的自由显然大大弱化了,因为必须考虑货币自身的规律。就国家财政而言,同样可以看到货币及其增加不是这种财富生产方式的手段,而是其目的。因此,国家一切支出均与其相关,必须至少最终为了这一点从功能上证明自己,否则便没有(长期)存在的权利。北京政府开始意识到为什么目的花钱有很大的区别。对资本主义开发成本进行的投资(能源/基础设施/信贷系统)是“理智的”,因为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产生的业务行为通过较高的税收可以事后为国家债务“进行辩护”。用于建立社会保险的投资则不具有这种前景,从一开始直到从前景上看,这种投资都是一种必要但却加重负担的扣减,这便是生产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的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负责预算的政治家们在改革头二十年学到了一些东西,对毛泽东的继承者们来说,当然是“从实事中”学到了这些东西:国家财政债台高筑[8]--无论是“额外”还是正常预算内都--让他们意识到从长期来看,农业价格的双重补贴(向农民支付较高的收购价格,向城市消费者提供价格补贴)和长期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都不“现实”。他们发现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头,为了新的市场经济秩序,他们决定进行大幅削减,并产生了相应的后果:农民收入下降,消费者必须多付钱,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被关闭,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货币的稳定。


中国共产党人在转轨过程中肩负着让原有的“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发挥资本主义作用并得到国际承认的货币的任务,这样一来,他们更加认为必须推动奉行这样一种稳健的财政政策。他们不想拿自己国家作为货币流通的商品欺骗自己,他们虽然将印有伟大领袖头像的人民币元称为“货币”,并且声称人民币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的世界货币原则上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他们并不真地认为这种认同性是存在的,开始时,他们根本不考虑放开自己的货币,从而将自己的货币在能够作为商业手段的意义上进行国际比较。他们从其它国家可怕的命运中得出结论,认为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必须继续控制自己的货币,既不能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基础上甩卖国家财富,也不应让中国的货币成为国际(金融)投机的对象。另一方面,为了开放其经济特区以及建设出口经济,中国又需要自己的货币与潜在投资者货币之间有一种可靠的兑换关系。归根结底,对于投资者来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建立信任的承诺便是能够安全地把更多可爱的本币转回自己的祖国。

通过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起来,后来又与货币篮联系起来,中国政治家们为自己赢得了必要的信任,如果单纯作为中国国内的贷款符号,它是不可能享有这种信任的。中国政治家实现了人民币的部分可兑换:投资者和旅游者可以购买人民币,当然只能在中国购买,购买目的必须加以说明,必要时还须加以证明。与美元的汇率由国家提供保障,国家也保障可以把钱转回原来的国家。反之,持有人民币者的中国业务如需进口,也可以购买外币,当然同样必须加以证明。除此之外,货币不得交易,禁止从事投机业务,也不得将中国的财富出卖给美元百万富翁。


央行根据进行的贸易对汇率进行调控,仅会小幅偏离确定的平价。因此,中国货币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国际估价,但目前已经开始参考其它货币。必须(能够)由央行确定汇率,如果进一步放开就更须如此。因此,拥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以便中国人民银行必要时能够用外汇储备支撑汇率便成了国家首先同时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因为国家已经做出决定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出口收益和外国直接投资必须以可靠的方式带来外汇的流入,尽可能把越来越多的外汇存在中国央行。


虽然通过这种方式流入中国的美元和欧元也只是各国不同的信贷货币,但它们享有被世界各国承认为真正货币的地位,凭此可以获得各种财富,而且中国积累得越多,它自己也便会拥有更多的国际信用。反之亦然,如果相关业务没有赚到外汇,或者没有赚到足够多的外汇,出口收益下降,外国人减少投资[9],或者进口外国商品导致进口国贸易逆差,国家就必须动用其外汇储备支持汇率,否则它将冒本国货币完全丧失国外业务信任的风险。


因此,就本国货币发挥的保值和业务手段的作用而言,慎重对于维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业务关系至为必要,中国政府当然不会长期满足于这一最低目标。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实验的时间越长,这种实验在它看来越成功,中国政府的目标就越将是把本国的人民币变成真正的世界货币。正如在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央行发行的信贷货币有朝一日也应真正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代表资本主义财富,由此成为在全球获得各种物质财富和生意机会的普遍手段。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货币就必须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经受全面的比较,比较的内容是各国货币是否以及能够做出多少成功的资本主义生意这一问题。世界上仅有极少数货币经受住了比较,这表明该测试并不容易,中国政治家极其慎重地希望能够跻身真正世界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俱乐部。


为此,他们根本不想过早实现本国货币的可兑换,从而使其同其它优势货币相比较。他们不想为了让本国支付手段具有世界货币的质量就拿在对外业务中不断扩大、目前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去冒险,他们自己也还没有指望本国货币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质量。第一步,他们的货币应当在内部使用中证明自己是一种稳健的、总量得到一流积累率辩护和证明的结果,证明自己是国家富裕起来的坚不可摧的发动机。为做到这一点,中国当政者首先想把整个国家都作为资本主义生意的资源加以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起)、“东北振兴战略”(2004年起)和“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起)等发展战略表明他们不满足于目前把中国一分为二,也就是分为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区和其它地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想利用自己对这个大国的支配权扩大资本主义积累的量,即使为此先得为大量费用筹资。[10]


另一方面,为了做好准备,让自己的货币发挥世界货币的作用并同老牌竞争对手进行必要的较量,需要对转轨进程的遗留问题进行清理。在许多方面,政府发起的贷款并没有创造资本的增长,而只是克服了贷款的缺位。贷款流向国有企业的改革,但只在部分情况下让昔日社会主义的模范企业变成在新的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利的主体,这样一来,银行“坏账”便越积越多。1990年代初开始成立的私营企业情况也与此相似,通过与新银行、投资公司和各省及地方政府的合作,也向私营企业发放了贷款,大部分投资同样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建厂潮期间建立的这些企业一无所成。濒于破产的企业以及被坏账和日积月累的债务包围的银行让中国政府知道了社会对财富的权利诉求过多,而社会看重的资本主义增长又太少。在这种情况下宣布实现不受限制的可兑换,通过向国际业务中的货币比较放开本国货币而将整个国家的信贷行为统统任由世界金融资本极为批评和算计性的判断,这将意味着去冒对国内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财富进行贬值和没收的风险。


因此,执政的共产党人借助权力对银行进行整顿,由此也开始对自己的国家财政进行整顿。这是进一步实现可兑换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当然,北京将实现可兑换的范围和速度视为主权决定,不顾一切外来压力,将这一点掌握在自己手中(可参见第二部分第十章的“世界大国美国受到挑战“)。政府向银行宣布,国家将不再继续发挥自己作为银行不受限制的放贷者的作用,责成银行根据坏账的价值更正处理自己的业务。当然,政府也会支持信贷机构,帮助银行将部分坏账转至专门为此成立的兜底公司,并且产生了相应的改善资产负债表和促进业务的效果。如果找不到买家,国家会“再次”出手相助,通过发行公债为其安全性提供担保,这样一来,坏账便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成为国家预算中的支出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表明它并不愿意用国家贷款缓解所有疯狂的投资。它宣示性地允许广信(来自广东的一家外资投资的投资公司)大规模破产,将财政后果转嫁回当地和外国投资者。北京中央政府显然认为有必要教育一下那些热衷于投资的省份,让它们在发放贷款时更加严格地遵守纪律。


中国政府采取上述措施旨在确保银行和投资公司能够逐步成为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成功放贷者,由此让中国的贷款普遍具有商业能力。这样一来,中国货币也应对国际金融资本产生吸引力,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不再因国际金融资本“过于危险”而将其拒之门外,相反,他们希望吸引这些资本。来自拥有优质货币的国家的货币资本家应当用中国股票、基金和国债实现其资产增值,从而将中国打造成为国际金融区,成为一个货币集散中心,为国家、银行和企业提供来自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贷款。


中国入世时承诺将逐步放开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入世后,该进程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大银行的历史旧债远未清偿,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从而令国家拥有85%股份的中国银行的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1]中国房地产公司在西方交易所募集资本,西方保险公司围绕跻身中国市场有限的几个许可证展开了竞争。中国政府为其信贷上层建筑带来了它所希望的国际资本的流入,眼下,国际资本似乎也非常愿意为打开中国业务支付高价,为在中国未来理应取得的成功进行大投机。


这样一来,中国便给全球金融资本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理想的情况是这种新型的资本注入应有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事实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承认自己一直将其拒之门外的外国金融投机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了被承认的位置,这同样适用于这部分资本的标准和自我流动。中国领导人想利用金融资本的信贷力量,为此却允许中国的积累依赖于外国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外国金融资本的危机)。[12]


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场危机也对中国的货币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的中国国家基金投资了次优债券,损失巨大。出于这一窘境以及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窘境,即,危机和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可能造成美元和美国国家债券贬值,中国政治家在进行大胆的前瞻性思考,即在货币可兑换问题上采取新的措施。“例如”,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出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做主导货币,借此表明他们认为这一步的高标准是什么:中国货币应当从可自由兑换之日起成为可能取代美元的货币,也就是说同美元进行竞争的货币。[13]

[1] 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中的货币增长并没有真正从商品生产中解放出来,所有产品均采用复式簿记,即作为使用价值和货币,而且还要注意货币的积累,但是却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资本领域中货币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与流通中分离出来的领域,在该领域存钱贷钱而且似乎是“自动”增长。对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人来说,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借钱收取利息的做法太过可疑,因为这是对所有“生产者”(无论是农民抑或资本家)的“寄生”,也是因为金融投机分子经常造成的危机。


[2] 2001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对亚洲金融市场产生了影响 ,2008年9月,上交所指数较上年水平下跌了60%。


[3] 80%是耕地。“国土资源部统计数字表明,1987年至2001年期间,依法被征用的土地约有4074万至4420万亩。中国人均土地拥有量为0.8亩,这就是说,失去土地的农民总人数大约在5083万至5520万人之间。”(Qinglian He 2006: 89;一亩= 666.66平方米,编者注)。“此外,人民对土地问题表示不满。根据官方数据,2003年一年中国耕地面积便减少了250多万公顷,这比黑森州的面积还要大。”(Heberer, 载于:中国:政治教育信息,第289期,第39页)


[4] “例如,湖南省1993年下半年便已经有300多个开发区,面积达2485平方公里,但大多数项目资金仍未落实,因此无法考虑兴建基础设施(通水、通电、通气、交通道路和平整土地)。到处耸立着开发区的牌子,但却见不到什么人在进行正式‘开发’。1995年11月,由于上述原因,湖南仍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阳光下干涸,有些已经是第七或第八个年头了。”(Qinglian He 2006,第79页及下)


[5] 广东省与中央政府之间为此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党的领导层从政治上通过反腐措施整顿该省的纪律,其结果是当地整个省领导班子都被解散(“流血更迭”,1997年)。1998年,北京允许广信破产(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广东省来说也应是一次痛苦的教训”(Hyekyung Cho 2005: 104,对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斗争进行了详细描述。)。


[6] 有时候,中央政府利用自己对省政府的权力,迫使其购买无法偿付的强制性债务,以此缓解资金紧张的状况。


[7]朱镕基总理曾谈到他同美国前财长的一次会晤,他问后者对中国国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4%的问题怎么看:“他给了我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根本没有风险,因为这离20%的国际安全水平还相距甚远。”(2001年3月6日的采访)


[8] “1999年新增债务占国家实际收入的16%和国内生产总值的4.5%,199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5.3%和2%。1990年至1999年期间,国家债务总额从1208亿元增加到11287亿元,增长了近十倍,同期,负债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上升到13.8%。尽管如此,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债务率和正式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仍然相当低。中国国家财政这一健康的表面归功于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领域的维持费用从国家财政转到了国有银行。”(Hyekyung Cho 2005: 113)


[9] 这种情况出现于1980年代末,结果产生了美元黑市,人民币在黑市上更不值钱。


[10] 截止2004年,北京政府单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已经花费了1000亿美元。


[11] 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上市,销售股票使银行获得了220亿美元的收益,发行当天其市值达到1410亿美元(开盘“世界纪录”)。由此,中国工商银行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目前排名第七,世界排名前15名银行中,目前(2007年底)有3家中国银行。


[12] 有关金融资本自我运动的含义以及金融资本如何包括资本的实际积累可参阅有关金融资本的相关文章,载于相反的立场3/2008和相反的立场2/2009。


[13] 事实上,接下来他们便如通常那样极其慎重了。它与日本一起向东南亚邻国提供了特殊贷款,以防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象亚洲危机时那样再度进行干预,200年春开始,某些经济特区允许进行以人民币代替美元计价的“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