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开放与经济特区:外资帮助发展

 

本章解开一个谜团。


问题: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一般情况那样,在其对外国资本开放之后,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共产党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允许资本进入的,这保障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对资本的控制力,并利用它来为中国的成功做出贡献。制造出了供应世界市场的产品的经济特区,其糟糕的工作条件(在中国是成功的)未能将外国投资与国家资本建设联系在一起。这在发展中国家里是一个特例,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论点:中国崛起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原因是,广袤的国土面积,巨大的人口数量,共产党执着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经济特区, 低工资国家,地方内容,合资,技术转移,外国投资,资本与国家竞争

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定,从而将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奉为帮助自己发展的人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指路人”。“我们希望引进先进技术、科学和管理经验,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服务(邓小平,文选381页)。这一纲领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比进口某种技术或者某种生产设备更多的内容,中国志在从所有方面上升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具有话语权的国家。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单是技术需求就已经相当巨大,从长期来看,人民共和国应拥有全部现代化生产技术和高科技武器。反之,中国建立在此前工业生产技术基础上的商品出口所能赚取的外汇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够的。此外,也不应仅仅涉及技术。人们想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也就是说,除了更高效的机器之外,人们同时还想引进新的生产组织。无论立志改革的共产党人对“管理”的具体理解是怎样的,他们决意提高中国劳动生产率,说句不那么文雅的话,就“剥削”而言,他们认为西方显然是无法战胜的。


因此,引进资本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便是对其困难处境做出的正确回答。应当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包括会做生意的管理者,利用国家的资源建设出口型生产,从中获得益,作为回报,在中国建立健全适合世界市场需求的经济:


“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可以通过非常灵活的方式和多种渠道进行此类投资,中国人可以和外国伙伴共同建立和经营企业。这种合作具有许多优势:建厂成功对投资者直接有利,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建设阶段无须支付利息,可以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合资企业能够促进先进技术的进口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有助于掌握企业经济学知识,加强了借此跻身世界市场的产品的竞争力。”(中国2000: 514)[1]


因此,资本进口应能够变成商品出口的一种手段,使得中国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挣到外汇。中国共产党人想借此确保自己不但能够偿付债务,而且返过来能够通过产品销售积累起对其它国家的债权。因为尽管他们设想出了种种优势,他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种想法的风险,只需看看众多充满希望的“发展中国家”是怎样变成“债务国”的历程便足够了。在这些国家,外来贷款预支了本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崛起,为了还本付息,不但要运走国内财富,还必须继续借贷,直到政府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债务陷阱”的末端,中国绝对不能如此。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从他们的鼻祖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那里吸取了国家面对国际债权人可能在政治上被敲诈的教训。因此,如果他们开始“骑虎”,开始向处于优势的西方国家及其资本实行某种程度的开放,那么必须确保中国能够始终主导该进程。
因此,共产党首先规定了资本主义试验的条件与界限。

 

  • 它将四个特区同经济的其它部分分离开来。特区在经济上相当于外国,国家的其它部分在其功能关联方面开始时保持不变。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农业和工业仍然按照中国整体计划的国家规定进行生产,尽管现在这些地区也已经进行了改革。由此,北京政府确保自己是国家经济生活的决定性主体,这是因为特区的重要性相对有限。

  • 它只允许生产性投资,并且开始时也必须由中国控股。中方为新厂提供地皮和厂房,根据定义,按投资额的一半计算(51%)。

  • 合资企业的资本主义伙伴提供技术设备。优先获得允许的是承诺进口符合世界市场水准的技术与管理并承诺一定时间后将投资的企业财产转归中国控股者的西方资本。

  • “本地化”规定(前期产品中的特定部分必须在中国进行生产)以及对进口投资产品征收的关税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利用中国劳动力优化工资成本,而且将中国公司作为零部件供应商,借此将国内企业的生产逐步提升到符合世界市场需求的水平。

中国领导层成功地让愿意投资的外国资本家答应这些对他们的发展计划有利的条件并不是精心设计的一开始就有的总体规划的结果。最初的合资伙伴做生意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中国的谈判领导者们只是逐步从“事实”中“学会”了一点,即自己能够以欺诈的方式让西方企业家对新的积累空间的渴望为已所用,此外还可以将这一点用以让这些资本家互为竞争对手。(参阅泽林2005,第174页及下。)[2]

此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利用一切权力致力于让自己将西方资本家吸引到中国来并为自己的发展和崛起计划服务的兴趣获得响应。他们知道为此必须满足这些资本家对利润的兴趣,甚至更多,必须要提供极其优越的条件,才能使得中国有较为吸引人的投资标准,因为从发达的工业国家到赤贫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切都已经有了全球性供应。因此,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自己最近三十年所做的事情,它利用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的物质进步,也利用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土地和人所拥有的统治性支配。

  • 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四个特区,即当时国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为了让外国商人行动起来,中国自己出钱为其提供了工业区、港口设备、电话网络、交通网络以及机场,为此掏腰包的是全国其它地区,它们要上缴税收和利润。[3]

  • 外国投资者享受极大的税收优惠:它们仅缴纳通常需要缴纳的增值税的一部分,基本不用缴纳所得税。为了满足其进出口愿望,中国放弃了自己的外贸垄断权,并且保证外国投资者(开始时)能够从自己精心管理的外汇储备中将其美元利润转移出去。[4]

  • 共产党将中国人作为劳动力提供给了合资工厂,支付的薪水略高于国内普通工资,外国企业应支付当地同类国有企业普通工资的120%(该规定1997年前一直适用),对于他们来说,这相当于西方支付的劳动成本的2%至5%(!)。上述劳动成本计入面向世界市场的企业账目,这样一比较,当然是极为有利的。工人用自己的工资支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低价,领取国家至少部分维持的供应服务。从这一点上来看,被宣布为过时的计划经济开始时也对新的资本主义飞地的建设提供了“补贴”。

  • 特区中国政府对有关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的规定极其宽松。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通常提供的福利均交由合资企业,如保健、托儿所和小卖部。不保障就业,外国企业家可以随意对待自己的员工,不得对这些劳动条件提出异议,也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利益代表机构,现有工会发挥的作用是共产党延伸到企业的手臂。

中国明确邀请大家来赚钱,这样一来,外国企业便认为不多的某些限制是可以忍受的。特别是来自台湾、香港、美国及日本的资本家们响应了邓小平专门针对海外华人发出的邀请,在香港以及后来在台湾,资本积累极为成功,以至于这两个海岛已经被上扬的房地产价格和人工成本所累。价格上涨加大了进一步扩大业务的成本,对于他们来说,位于中国大陆地理上离得很近的这些特区是他们越来越多地加以利用的真正特价。通过这种方式返回祖国的海外华人大多拥有亚洲典型的家庭网络,现在他们为了重新允许做生意而动员起这些网络。[5]因此,他们创建的业务项目大多较欧美公司创建的项目更快地取得了成功,此外,带资回国还让那些精于算计的商人们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民族情感。[6]

特区新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世界市场生产商品。开始时中国国内市场的支付力不高,无法购买他们太多的东西。此外,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计划经济免遭毁灭性竞争,也划定了界限并征收关税。大多数企业有利可图,他们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商品获得大笔美元,中国也便赚到了“真正”的钱。此外,通过合资企业,中国还创造了中国资本力量的第一批“亮点”:外国投资者获得了利润,变得日益强大,而其中方股东--多数是国有企业--则由此变成具有世界市场能力的重要资本。

一个例外情况的原因


现在,中国很快就将超过目前的世界出口冠军德国,并且已经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国民经济体。多年来,它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5年以来,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2002年起,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对华业务中的许多障碍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越来越意味着在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


中国进行了资本积累,它包括了中国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中国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目前正向西部和北部扩展。这位后来者成功地成为一个被国际资本看重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位。生产和出口商品的品种大大扩展,涌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制造的商品早已不再仅仅是玩具和纺织品,人民共和国的企业现在也向世界供应电冰箱、电视机和各种电脑软件。目前,他们开始向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老牌汽车生产厂家发起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派共产党人引进资本帮助发展成功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理想已经获得成功。同抱着类似想法开始其进军世界市场征程的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和东欧不同,这一引人瞩目的特例有以下原因:

 

  • 中国国家政权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事实上持如下立场,即允许外来资本赚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为建设具有世界市场竞争能力的中国经济做出贡献。每一次商业上取得的显著成功都会让外国企业对跻身中国业务的胃口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根据自己的想法利用了他们的胃口。中国政府向那些来敲自己门的商业伙伴及其政府部门开出了条件,让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游戏中来。通过“国产化”规定,在经济特区的腹地建立起了中国零部件供应工业。合资企业的中方伙伴对投资额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转让提出要求,从而拥有了跻身世界市场的能力。现在,西方记者撰写整篇的中国特别报道,通篇讲述的都是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中国“必须”忍受什么[7]--从对德国(!)技术水平与可靠性的怀疑到有组织地剽窃产品和生产方法以及企业家为了继续做生意而不得不忍受对其“知识产权”的侵犯。

  • 西门子和戴姆勒等现已真正身经百战的资本主义企业仿佛一次又一次被中方的谈判艺术和诡计欺骗,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当然也很重要,因此丝毫也不矛盾,那便是中国的规模。在到处寻找新的业务机会扩大其利润生产的全球运营的资本眼中,中国首先是一个棒极了的低工资国家,跨国公司目前在那里能够找到众多理想的劳动力:数量多,廉价而且千真万确可以任意对其发号施令和使用。

  • 他们支付微薄的薪水,生产出的却是相当可观的支付能力,他们无疑又“必须”利用这种能力。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中国的内部市场,对消费品和生产设备的需求持续增加。13亿潜在的消费者和为了有序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运作提供一切的国家政权,中国由此成为一个长期来看所有全球运营的资本都避不开的市场:从任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生产利润与实现--,它都是世界地图上妙不可言的一个必须占领的空白点,而且亲爱的竞争对手们越是往那里跑或者早已呆在那里,就越是如此。

  • 被世界资本所称颂的有利的区位条件还包括,中国除了简单劳动力之外,还有大量受到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同其西方工业国家的同事们相比,这些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极其低廉,他们也提高了在华企业的特殊竞争力,正如中国管理费用相对较低的情况一样(参阅Arrighi 2008: 454)。[8]即使中国的新商人凭借薪水、佣金和其它各种收入富裕起来,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精英们总体对企业财富生产提出的权利主张相比,这仍然是很少的。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嘲讽:现实社会主义向前推进的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培训,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遗产现在成了资本主义做生意的有利区位条件!

  • 资本主义大国也认为中国市场以及与之相伴的资本主义世界生意的扩大的确是一件幸运之事,因此,他们当然对那些勇敢的中国先锋们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不过,在针对中国政府时,“西方”并没有象数十年针对“东方集团”结成联盟那样采取一致行动。每个国家都想确保本国企业获得好处,针对所有其它国家都采取了将其作为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驱逐出去的立场。西方的战略团结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中的一个特例,这得归功于对抗苏联及其所在集团的斗争[9],在对华关系中不(再)存在这种团结。[10]这就大大削弱了各国及其资本在谈判问题上的地位。

所有这些条件--国家的规模,生产者的廉价特别是潜在消费者的数量,跨国资本以及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共产党领导的毫不妥协地坚持国家开放必须对中国有利的国家政权--必须同时发生,西方意识形态才能在世界历史上中途成为事实,即外国投资有助于民族建设。一旦启动,已经形成的积累便被证实为新的积累的条件与刺激。这样一来,中国东部沿海的资本主义生意便获得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强化的内在动力,它表现在中国大城市中日益增加的天际线,这些天际线象征着现在这里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个国家进行革命的规模与速度令古老的好欧洲,即这种生产方式的故乡看起来象是一个舒服的木偶屋。

换言之:中国是唯一一个真正在西方国家数十年来慷慨地希望那些摆脱了自己殖民统治的弟子们能够获得发展的意义上获得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昔日的落后国家已经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现在同老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中国的经济奇迹仍然同时也是外来货币力量的扩大,因为归根结底,西方投资及其大获成功的世界市场业务也加强了投资国的货币和贷款。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自己作为本国利润生产和对外经济成功的手段而造成并且继续加以利用的结果是让自己有了新的且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中国对外来资本实行开放造就了具有世界市场能力的中国资本,后者目前抢走了前者相当大一部分世界业务,这个结果的确是西方国家始料未及,也是它们不想看到的。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中国竞争者变得越来越强大,正是同样的企业家和国家在大声抱怨自己不喜欢远东变得更加强大,这是帝国主义矛盾的表现。后者不太能够容忍这种矛盾,这一点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论述。

[1] 该问题可参阅相反的立场,4/1994:中国通往资本主义的特殊道路;相反的立场,2/2002: 107页及下,世贸组织中的中国,引文出处同上,第183页及下;相反的立场,3/2006:中国想成为世界大国,同上,第123页及下。


[2] 开始时,人民共和国必须做出销售和利润保证,以吸引企业进行合资(例如AMC)。生意的成功让越来越多想投资的资本家去敲北京的大门,中国谈判代表利用这种情况为中国在外国投资、技术转让和本地化方面争取到了有利条件。


[3] 不属于经济特区的地区和城市必须容忍资金的停滞和外流。


[4] 随着西方资本的中国生意日益增长,中国人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对自己有利的修改。“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1984年访问了北京,之前想让中国人承认遵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即保证美国企业获得的全部利润都能够转移到美国,但在里根访问前一个月,中国人坚持应个案澄清该问题,只有当不这样做将丧失重要生意时,他们才会允许利润出口。尽管遭受这一挫折,坚定的反共分子和被经济顾问们奉为新自由主义先驱的里根仍然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因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德斯坦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都已经为本国企业做了宣传,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数月后也访问了中国。”(泽林2005: 181)


[5] 阿里里(2008年)认为海外华人的投资发挥了开启中国繁荣的作用,日本、美国和欧洲投资者接续了这种繁荣。“相反,海外华人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和语言,他们利用与乡镇的亲友关系--通过向当地机构进行慷慨捐赠更是加强了这种联系--以及通过中共干部给予他们的优待得以规避大部分规定。因此,在外国企业还在对‘投资环境’进行抱怨时,中国企业家几乎象四十年前从上海迁移到香港时那样迅速(且更大规模地)从香港迁到了广东。受到成功的鼓励,中国政府1988年加倍努力赢得海外华人的信任与支持,将此前赋予香港居民的特权扩大到台湾居民。”(436)


[6] “尽管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多样化,但香港和台湾仍是最重要的来源地,1979年到1993年,来自港台的投资占协议投资总额的大约85%。”(主题词经济特区,CL: 682)


[7] 可参阅泽林的书(2005)。


[8] 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工厂中的管理人员很少,而且他们的薪水比西方同等管理人员低很多。“按工作不同,每5000名工人或许会对应15名管理人员,这说明他们的自我管理做得非常好。”(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纽约时代杂志,2004年7月4日)


[9] 参阅相反的立场,3/2006:世界市场与世界大国,引文出处同上,第45页及下。主要是第二部分第二章: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一场“冷战”,引文出处同上,第92页及下。


[10] 1989年,美国在天安门事件后想对人民共和国宣布实施全面的经济和外交封锁,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个打破该封锁的国家是日本,仅时隔两个月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便紧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