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业私有化

 

本章分析农业的私有化


问题:人民公社的终结意味着什么? 随着集体制的取缔,农民可以自由处理他们的土地,营销他们的农产品。


论点:这迫使人们去赚取家庭经济收入,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没完成的任务,这促使他们成千上万地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同时农村企业开始大量涌现,他们按照资本主义的利润规则来产出产品。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税费,农民工,环境恶化,“绿色长城”,有毒食品,文化领域的破坏, 原始积累

1978年,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绝大多数人口忙于生产维持营养所需的食品,劳动极其低效,基本供应的绝对短缺远未克服。人口持续增长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必须进口的基本食品越来越多,特别是粮食,农村地区出现了社会动荡。


在邓小平及其改革派看来,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三十年之后越来越难以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粮食无异于丑闻。他们首先将这种状况理解为对国家关键行动自由的一种威胁,为了让对其政治野心最宝贵的资源即人民能够活命,他们依赖于食品进口,在他们看来,这不仅灾难性地印证了其社会主义经济能力的匮乏,而且表明其政治主权亦受到了威胁。中国人民群众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以及能够从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口多少小麦,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恰好受制于那些他们想战胜的国家。


他们想克服这种窘境,这首先是国家的窘境,做法是将效仿显然具有优势的西方高效农业。共产党计划者们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提出的指令是通过对金钱的私利满足国家对食品的需求,从而确保人民的营养需求。


为此,取消了对农村人口的劳动与供应进行组织的集体人民公社,引入了“家庭责任制”。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土地,后来是承租,这样一来,家庭便必须自己挣出生活费用。他们必须利用自己支配的东西,首先是自己的劳动赚取所需的钱,尽力“致富”。在每位村民都有权要求获得的分配土地上,农民们可以自由经营。此前共产党实际上容忍了但从意识形态上却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副业是农户自己养鸡、养猪以及自留院落,并且销售相关产品,现在这一切都成为了主业和唯一的挣钱渠道。


通过“责任”,中国原则上也就赋予了农民种植畅销品也就是值得种的东西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想将人民的基本供应交由刚被松绑的生意思想,因为真要如此,最后所有人都只会去养北京鸭子,因为这非常赚钱。因此,国家仍然规定了每家每户必须生产哪些以及多少粮食(时至今日,粮食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水稻、油籽和棉花。农民上缴国家粮食部门的东西由国家向其支付固定价格,农民可以自由销售超过上缴国家定量之外的东西以及所有其它产品。

此前,人民公社对劳动、运输以及将产品卖给国家收购部门、工业加工企业和在城市市场上销售进行集体组织,并根据每位社员的工分支付其报酬,现在,各家各户都必须自己来做这一切。除上述限制之外,农户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耕种土地,也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工作量。他们在国有收购点或者在城市市场上销售自己产品的收益首先立刻悉数落入个人的口袋,没有集体项目要求他们多劳动,也没人要求他们为国家建设出钱,没有哪个人民公社会截留他们的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文化服务。


当然,乐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一下子赋予大多数人民--当时农村劳动力约为9亿人--的自由很快被证实是绝对的强制。但这其实正是人们的初衷:意识形态上在当时的中国受到追捧的私利旨在增加生产,从而扩大以货币衡量的结果。国家/公社作为唯一的土地所有权人要求上缴租金,农民必须支付必需品的费用,例如种子和肥料等(尽管开始时价格较低),开始征收费用与税收。这样一来,国家便可以确保自己在新的以私营方式运作的农业中的利益。无论如何,农民丰收后和中国人吃喝穿衣之后,会有一笔钱落到国家手中,哪怕数量不多。这样一来,中国农业便有了很大的资本主义成分,尽管中国农民将自己的菜用车推到附近市场上去挣几个人民币与我们这里熟悉的利润帐关联不大。


但事情还没有完,因为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愚蠢到相信自己宣传的私利具有提高生产率的神奇力量的地步。必须为钱进行竞争让农民群众面临的压力比党采取包括各种强制手段在内的没完没了重复进行的道德呼吁的压力更大,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方面。


执政的共产党人同样清楚地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希望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农业。这个目标要求的不仅仅是数百万人辛勤工作直到累弯了腰[1],这也是手段的问题。


因此,共产党在引入家庭责任制后对其所做的第一个补充便是规定了一系列国家的措施,支持农民发挥粮食提供者的作用,并普遍提高了农作物的生产率。首先,共产党宣布肥料生产是一件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事情,成立了工厂,提供外汇用于购买肥料、杀虫剂和相关生产设备。中国科学家系统致力于种子改良研究,从以色列引进了人口灌溉的方法与设备。国家保障的基本食品收购价格大幅上调,以确保农民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总地来说,国家关心与扶持私营农业的措施清单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开始时广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准。因此,旧制度的拥护者们今天仍然乐于指出,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人民公社如果得到上述支持也会取得所期待的结果。不过,他们把改革意愿的特质弄错了,改革意愿不仅仅是让农业提供中国所需的所有产品,农业首先应当生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利用一切手段应当生产的东西是个人和国家手中的货币赢余。


其次,政府当然致力于积累中型及大型农业资本,通过食品生产做名符其实的生意,因为这种东西的产生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简单地通过借助国家强制力责成生产者将围绕金钱的竞争作为标准。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分殊,中国的平均主义社会此前根本不曾有过这种分殊:

 

  1. 有些农民一开始就拥有较好的土地、市场准入或者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具,这些人大多是党内原来的头面人物。

  2. 另有一些人从事运输、贸易或者其它生产和销售所需的业务,他们从那些依赖其服务的人那里敲诈部分收益。

  3. 大多数人在新的农业劳动标准中艰难度日。他们对自己的剥削日甚,获得了中国农业令人叹为观止的生产率提高中的一部分好处[2]。在美好的新经济赋予群众的生存之争中,家庭成员,无论老少,当然都被规划为这场生存之争中的免费劳动力。

  4. 成为上述条件绝对失败者的那些人越来越突显,他们得到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既小又差。农村地区年轻人数量原本就很多[3],他们再也无法继续生存,货币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各政府部门的缴费要求,特别是地方部门在收取各种费用方面堪称极具创造性。

  5. 除了压迫农民的这些合法方式之外,还有国家不允许但作为货币机制引入结果却极为普遍的方式。农民卖给国家收购点产品后经常拿不到钱,而是拿到一文不值的欠条。兴建工业项目时,农民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很多情况下得不到赔偿,而且当地政府也容忍这种做法,政府要么自己在经营企业,要么就是认为当地的“工商区域”比小农的生存斗争更为重要。工厂污染了土地、空气和河流,由此毁了收成,或者长期摧毁了生产的可能性。国家项目碾平了更多的土地,例如修建高速公路、水坝或者形象工程。

为了让上述列举的第一和第二条中除了村中首富之外还有其它内容,就需要国家采取更多的措施。首先是国家允许雇用服从私人命令的劳动力,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对穷人的剥削。现在,共产党的看法变了,1988年以来,它允许雇用劳动力,开始为7个,后来则允许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对于第四和第五项中那些忍饥挨饿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幸运,这些人没能好好发挥个人积极性,如果有人需要他们,这些人就可以被雇用为农业劳动力。作为集体成员,他们对利用土地也享有权利主张,但多数情况下无法再顾及土地。但有些人却可以利用土地,这些人通过转让获得了上述田地的使用权,或者干脆将土地据为已有。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拥有了较大的生产面积,也值得使用机械和灌溉系统,毛泽东之后的共产党人怀着对“个人积极性”的赞叹冷笑着通过改革把原来人民公社这一早就实现了的优势给消灭了。


当然,如果无法支配贷款,这种做法也很难获得成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仅允许向农业提供极少的贷款,农业积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农的储蓄,与以往不同,国家现在对私人需求表现得不再那么吝啬。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大方,但那些已经从人民公社的遗产中积累起了起步资本的人可以凭此极有说服力地向他们那些身为干部的昔日同事们表明,如果能够获得相应的资金预付款,他们就可以共同响应致富的号召。针对此类需求,国家成立了拥有相应资金的专门银行,并且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积极”行动。


开始时,国家不允许那些有可能将中国业务从市场上排挤出去的外国竞争者,这也是国家对日后成为农业资本家的那些人在其创业阶段提供的又一重要保护。


作为补充,中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城市消费者的照料性监督,至少暂时没有放弃这种监督。丰富的农贸市场便属于此,根据党的决定,居民的食品已经变成了个人致富的手段,但这不应导致人民群众因为无力继续支付相关价格而挨饿(饿死),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借以完成中国崛起的资源。中国政府喊出了“富裕起来”的口号,这就全面释放了其共产主义臣仆们的下述利益,即尽可能利用他人的需求,从他人身上敲诈尽可能多的钱。只要国家不想看到这种结果,它就进行干预,给自由市场规定一个它自认为合适的价格水平,以及通过国有收购部门的干预性销售直接对价格施加压力。[4]这样一来,国家就使得城市居民的工资逐步消化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新赋予其的功能,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购买。因为城市也日益废除了此前实行的消费品与服务的配给制度,配给制度仅适用于那些国家认定的社会弱者(退休人员、大学生和失业者)。


这样一来,通过诸多国家强制和大量国家监督,落后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业便变得日益资本主义了。钱成了真正的事实强制,农业生产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成了个人致富的源泉,从播种到种植直至消费。

 

  • 出现了按照资本主义赢利原则生产商品的大型农业企业。伴随着企业越来越成功,它们开始出口产品,盘算着未来在外国市场拥有诸多机遇,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 此外,令中国领导层痛苦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数百万小农构成了人口的多数,以某种方式生存着。对于新出现的农业资本家们已经成为生意机会的事情对这些人来说仍只是危及其生存的诸多因素之一。

  • 十年来,小农的社会处境再度急剧恶化,因为他们跟不上利润更为丰厚的农业资本的步伐,他们微薄的收入又被村以上政府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5],共产党政府容忍了这种情况,政府甚至赞赏那些从农村流入经济特区和城市中的人多年来发挥的抑制工资上涨的作用。

 

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工人(中国称其为民工)应在2亿人左右,他们从农村涌入大城市,涌入南方的工厂区或者国有大型建筑工地,目的是到那里挣钱。目前,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不再需要以前那么多劳动力,在共产党引入的个人挣钱的机制下,它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并非整个社会都可以享受的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对个人来说的一种新的强制,哪里能够赚到钱,他们就得跑到哪里去。


德国喜欢怀着深厚的社会同情心报道中国民工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中都肯定能够找到人们借以指责中国特别是其执政党的东西,其口号是:“来看哪,看这些共产党人和所谓的人民之友是何等虐待自己的人民!”自由西方迫使多少人移民(有时候还有生命危险),西方为自己的流动工人又提供了哪些前景,来自整个欧洲的客籍工人数十年在最悲惨的生活环境中为德国战后积累而工作,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就在此时被迫将自己作为非法劳动力和卖淫者加以出卖,而他们都是欧盟公民!这些记者当然知道这一切,但他们充其量将此看成截然不同的一个问题,一个有趣也动人的问题。但他们似乎就是不“能够”看到二者之间的相同原因,即国家过去和将来都迫使人们屈服于资本主义式赚钱的标准,现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当然,存在着目前已经显现出来的收入差距问题。由于越来越多地出现反抗(主要是在华南地区),中国政府为社会安定而担忧,无论如何,国家伟大的振兴不应受到社会动荡的干扰。因此,定期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农民问题,2007年,领导层事实上将其纲领置于“社会和谐”的口号之下。由于北京政府对各省和地方政府发出的不要让农民(部分完全是恣意征收的)税费负担过重的敦促大多情况下未得到响应,它于是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以求至少减轻农民家庭的某些负担。由于农村涌入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移民丝毫没有停止,共产党政府希望重新让农村地区的生活以及在那里挣钱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时又不动摇1978年以来适用的原则。应当建立更多的小城镇,在农村附近提供工业就业岗位,由中央财政出资提高农业补贴,2020年前实现农民收入翻番。此外,还发起了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倡议,鼓励合作社和集体经营。目前正在通过某些示范项目进行实验的这种思想肯定不象左派希望的那样意味着重归原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看起来,中国领导层似乎更多是想在贫困将长期存在的地区为相关人员的团结互助提供诸多有益的东西,帮助他们对抗个人孤独带来的风险与影响。为此,中国领导层甚至能够利用某些党内左派和其它“理想主义者”多年来建议他们做的事情,即集体团结。昔日的原则被用以服务于新的市场经济,并做了相应的转释。这种既不教条又充满嘲讽的做法旨在确保可以预见的贫困的继续存在不至于成为影响那些容易致富者们的自由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把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作为穷人生存的合适手段!

 

将资本主义的计算引入农业和工业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农民的社会归类及其贫困化的范围。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为人们熟悉的对待自然资源的种种不法行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 为提高产量,加快作物与动物的生长期以及将所有成本压到最低,人们使用了化肥、杀虫剂和抗生素。工业排放污染了江湖,土壤被重金属污染。[6]其后果是:食品中毒和土壤被耗尽。

  • 大型农业资本(主要是中国西北地区)使用人工灌溉,其结果是地下水位下降、土壤盐碱化程度加剧、供水问题、草原和沙漠面积扩大、沙尘暴以及土壤和地下水盐化。

 

努力采取对策:


“绿色长城”:“为遏制风尘及由此造成的沙漠面积进一步扩大,全国建设森林带。最宏伟的项目是‘三北防护林项目’,其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项目。‘绿色长城’共包括13个省,总长近4500公里,在近80年的时间里,植树造林面积将达到3500万公顷,相当于德国的面积。目前,植树造林或恢复植被约1300万公顷,大多为生长快的杨树,因为这些树木能够保持水土。”


摘自:向中国学习(2008年)


“某些地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已经取得了成功。从前,居民每天都必须将沙子从自己房屋旁清走的干涸地区变得可以居住了,沙尘暴在上述地区的影响下降。


已经种植的森林每年可减少沙尘造成的沙量约2亿吨。


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森林面积几乎翻番。新世纪,受威胁地区实行了大范围的全面禁牧。尽管付出了种种努力,一些地区的沙漠面积仍在继续扩大,但2000至2004年期间,沙漠化面积第一次下降了近1300平方公里,相当于洛杉矶市区的面积。中国森林面积达到175万平方公里(2008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通过植树造林重新建立起来的林区。”


摘自:http://de.wikipedia.org/wiki/Chinas_Grüne_Mauer

 

  • 年复一年,大片种植面积不再用于农业,因为根据资本主义观点,这部分土地改作它用会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如工商区域,基础设施或者作为建设用地。一方面,这涉及到那些因此被剥夺了生活基础的租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得不到补偿或者只能得到少量补偿,如有抗议,会让他们闭嘴。另一方面,北京领导层日益担心中国本就不多的耕种面积大幅减少导致至少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食品生产出现问题。对此,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努力遏止疯狂将土地改作他用的做法,迫使相关地方政府和市政府引入半透明以及可以正式追溯的批准程序。当然,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和本党党员继续追求个人致富的巨大利益,也难以改变村子、乡镇和城市的相关利益,“圈地”仍在继续,只不过部分是非法的。因此,接下来试图进行的补偿就是对所有被用于农业以外用途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并使其达到耕种水平。这并非易事,因为合适的土地早已被利用,拿新地因此很昂贵,这便导致了北京中央政府与各省市之间就费用问题发生了争执。近年来,中国农业资本在国家支持下开始在国外大量租赁农业用地,生产进口到人民共和国的食品,特别是在埃及富饶的尼罗河冲积地带,在邻国以及在南非。[7]

马克思将16世纪的英国开始进行的事情称为“所谓的原始积累”:封建领主将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这便是城市中第一代没有财产的工厂工人,以某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货币财产的所有权人对他们进行着剥削。所有这一切标志着自那时开始不断扩大的有利可图的生意的开始,即资本积累(参阅马克思,1872年,第24章)。马克思借此想说明的是,将人民区分为企业家与工资工人这一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暴力的产物。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变化了的形式启动了这样一个进程。通过党的决议,它解除了人民公社中此前存在的生产与生活关联,将农民从此前集体组织起来的生产和供应关联中“释放”出来,将他们抛回一场小农的生存之争中,许多人注定无法适应这样的生存之争。政府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甚至竭尽全力想帮助他们,因为它确实不希望太多人过快移居到城市中。


现在,党命令的金钱竞争在全国展开。这场竞争将中国人区分为致力于增加自己财产的有钱人和一无所有,不得不努力赚钱以作为生存手段的那些人。只要能行,他们就以小农的身份去赚这笔钱,或者是作为领取工资的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将自己变成了增加他人财产的手段。


提高生产率开始了,这是共产党人通过改革无论如何都要做到的事情。农业劳动能够不费力地养活增加到将近14亿的人民[8],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国之一。国家已经不再时常遭受饥灾,[9]以前的自然束缚与生存困境已经克服。通过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党成功地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变成个人致富的一种手段和造成新的贫穷形式的原因:它将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抛入挣钱的残酷斗争中,有些甚至是被重新抛入生存困境,由此形成了暂时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

[1] 1998年,农业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为18%,农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9.8%。以下是一组对比数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生产总值1.1%,占全部就业人口2.9%;美国:社会生产总值的1.6%,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7%!


[2] 当然,农村去集体化和引入(租赁)所有权从根本上来说大大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小(1978年为户均5730平方米,人均1030平方米)而且分散(农户分到的地块分散,构不成整体,现在,土地面积不增反减,目前为户均4089平方米,人均780平方米),妨碍了合理使用机械,增加了额外费用(地界,需要修建道路,必要交通费用上涨等,据估计,小麦生产的消极作用既达约10%)。


[3] 大城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地区允许多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约1600万人。中国耕地面积较少,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但仅拥有世界可耕地的7%(比较脚注46)。由于土地划归工业用地,1978年以来,农业用地面积持续减少,且减少速度加快。


[4] 中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了主要粮食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使得农民(至少象上面所讲的那样)能够借此确保生存,并种植足够的国家希望种植的产品,另一方面国家又对该价格进行了补贴,将其压为城市消费者能够(必须)支付得起的销售价格。此外,国家努力使上述两种价格能够与平行出现的“自由市场”上的大约以世界市场价格水平为准的价格相平衡,国家动用预算资金进行调节性干预。这样一来,国家便建立起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一方的优势必定是以(至少)另一方的负担为代价。现在,中国政府越来越赞同下述立场,即对小农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补贴首先对其预算不利。这也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事实强制”。


[5] 参阅两位中国记者陈贵地和吴春涛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状况”(2006),引言部分见附件。


[6] “许多消费者甚至生产商或许并不知道的是,这些地区的农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编者按)受到了重金属和难以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的严重污染,很多来自西方迁移出去的污染物密集型工业行业,有些污染源甚至是非法从美国进口的电子垃圾。”(Dale Jiajun Wen 2006: 114)


[7] “经济繁荣和新的富裕使得食品需求增加,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将手伸到了自己国家以外的地区。中国企业在古巴150公顷的面积上种植水稻,在墨西哥购买了1050公顷农田,在老挝5000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在印度尼西亚一百万公顷的热带雨林中生产棕榈油、甘蔗和木薯。菲律宾也是中国企业的伙伴。(...)除了同外国企业签订的涉及农业和渔业的18个协议之外,菲律宾政府也同一家中国公司签订了协议,计划在一百万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杂交水稻、粮食和小米。合同投资额约为38.7亿美元。”载于:Demos—人口,发展与移民。

 http://www.berlin-institut.org/newsletter/45_14_Dezember_2007.html.html


[8] 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民人数下降到了2亿9千万人。中国的粮食生产从1978年时的3亿5百万吨增加到1999年的5亿8百万吨,是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中国拥有粮食储备的一半。近年,中国年粮食产量约为5亿吨,需要补充性进口(北京周报,2/2006)。除了粮食,国家已经放开了国家生产的相关规定以及收购垄断。


[9] 静止地看,最近一千年间,中国每三年就会发生一次!

第二章 农业私有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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