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资本主义大国中国

 

本章分析了中国自七十年代的外交政策。

问题: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之间有什么关系?

论点:中国想要(再次)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这不仅现在是(过去也是)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的    原因,尽管这种引进使大多数人备尝艰辛。

 结果是:为了强国而必须制定与其相关的外交政策:当一个国家想要从国际上挣钱时,必须通    过武力确保其利益不被外国瓜分。中国以前曾指责西方为“帝国主义”。今天则要实现自我,    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了“和平崛起” 。

结果是:老牌世界强国美国对中国的强大最感到紧张并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利用其所有可能    的方法,战略包围,试图遏制中国使其从属于美国。在中美两大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彼此经济    生活中易引发战争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关键词:世界强国美国、尼克松、基辛格、世界贸易组织、东盟、金砖四国、非洲、南美、日    本、台湾、北朝鲜、设防、上海、合作、中亚

中国闯进帝国主义世界秩序


1970年代初,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从国际政治角度而言的一次重大转折。它同当时自己竭尽全力予以攻击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领导力量美国建立起了联系,在此,中方最重要的动机是希望寻找一支对抗已经成为“人类主要敌人”即中国主要敌人的苏联的战略力量。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开始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局限于尼克松对中国首都进行的访问以及互换大使,但“世界”仍然由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告别了共产主义集团,美国由此得以在后来的时间里从世界政治和军事政策上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借此成功地将这个因坚持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之教条而顽固且令人捉摸不透地与世界资本主义对立并且从1964年开始拥有核弹的共产主义大国进一步纳入到了自己的世界“秩序”中来。


尽管华盛顿尚身陷越南战争,并且美国在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存在继续扩大,北京仍与华盛顿(重新)建立了双边关系,从而事实上表明了它愿意认同美国在世界和太平洋地区发挥的领导作用。反之,美国人则承认拥有核武器的人民共和国是地区强国和大国,不久即允许“红色中国”占有了(此前承诺给美国盟友台湾的)联合国安理会席位。[1]


因此,美国为共产主义中国提供了一个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位置,其目的和条件是中国党的领导人认可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应有的秩序:1、“自由世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美国对该世界进行的是一种总监督;2、西方阵营与人民共和国最终摆脱了的苏联阵营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无疑,当时尼克松-基辛格组合开出这一条件是希望遏制应在理想情况下让这个不听话的国家屈服。因此,美国除了重新开启关系之外,还提供了某些经济上的东西,它显然是希望这个经济根基尚不稳固的国家不久便能因依赖于自己而被自己加以利用。


中国方面做出了具有战略指向意义的决定,即,较之与这个有着自己此前指责的种种无耻行径的资本主义世界相对抗,与其联手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民族利益。尽管中国应对超级大国美国表示尊重!但它仍将美国精于算计给予它的承认视作重新建设自己并骗得在大国等级秩序中得到承认地位的机会,即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取得成功。为此,继政治上转向西方之后,接下来中国又开放了自己的经济。1979年代末开始,北京政府重视引入西方资本作为民族崛起的手段,让西方生意人来到了中国,当然,它始终坚持一个条件:允许外国利用必须有利于中国。(允许)自己被视为外来赢利关切之客体的所有国家的理想都是借助此类被动式帝国主义获得自身“发展”并独立行使权力,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来说,这不仅是相伴而行的国家拍卖的说词,其原因已在第二部分第三章:“开放与经济特区:外资帮助发展”中有所论述。


在最近国家倡导并引导的实行资本主义的二十五年中,古老的“中国”成功崛起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重要经济大国之一,相对于根据生意与武力逻辑,同各方面都处于优势的成功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一般情况下会造成其单方面经济依赖并极大限制自己政治行动空间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命运”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引人瞩目的特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此行为,便有了关键性区别,因为由此决定的国际商业界的巨大兴趣确实确保了人们愿意接受执政的共产党规定的准入条件。一旦成功“启动”,“原始积累”--借助大量国家强力“补充性”创造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生产的一般基础,其结果形成了利润丰厚生意的不断扩大与扩张的起点--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劳动力而言,数亿人从此前悲惨的农业与工业生存条件下“释放出来”,他们随着任何一个让他人剥削自己的机会“漫游”。单是如此众多的挨饿者就已经确保了极大的廉价与劳动意愿:这便是从任何方面都可以提供使用的“灵活的”劳动力。国际资本并不拒绝这个以有利可图的方式剥削那些被共产党领导出卖的中国人的机会,如此一来,对于全球玩家来说,今天之理想“雇员”的形象显然是人数众多,廉价并且千真万确可以随意使唤与使用。即使这些新鲜出笼的中国雇佣劳动者赚的工资少得可怜,到头来,这些人也还有新形成的大规模的支付能力可被利用,如此一来,经历了近二十年“资本主义开放”之后,便出现了规模可观的资本积累。因此,毛泽东的继承者们凭借自己对土地和人的支配权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给全球资本提供了行使自己行规这样一个巨大且不容置疑的机会。尽管资本主义繁荣目前主要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使该地区也还未涵盖所有地方),但那里生产的利润丰厚的商品的数量目前就已经对老牌世界资本主义造成了某些混乱。


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做到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始终梦寐以求的事情。它一直利用外来投资资本及其对中国业务没有任何条件的兴趣,使其承诺各种义务,从而将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投资区位。外国企业面临的是一个死死盯着国家利益并不受其国内政治家敲诈的政权,与此同时,该政权又通过它所提供的相关机会迫使外国企业接受得以发挥自己有利作用的条件,无论是本土化规定(让中国企业参与供应生产要素的义务),合同约定对中国应用的高科技生产力的共同处分权还是以形形色色的“盗版”形式进行的非法技术转让,直到盗窃整个生产设备。通过这种方式,外国人的成功生意同时也始终拉动了中国的生意。一方面,这对西方人再好不过,因为积累起来的中国资本为他们自己做更大更多的生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这同时又不那么好,因为这些资本现在也同西方资本一样,在当地日益成为竞争者,并且不仅停留在进行积累的国家,而是早已涌入世界各国并对原本预留用来销售“我们的”(中国)商品的本地市场发起了冲击。


这样一来,曾令中国对西方如此具有吸引力并且在全球生意停滞或者萎缩时表现为“反向作用原因”,即业务增长尚待挖掘的巨大潜力的同样之物的规模作为致富之源便从西方领导大国的角度变成了缺点。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的大量投机没有获得成功或者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正相反,西方企业家在中国的许多业务极其成功,因此他们不断在扩大自己的业务。但反过来说,正是这一点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增长在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蓬勃发展,而共产党这样的执政党能够为此将国家和人民动员起来并加以控制,那么外来资本便成为这个国家崛起为一个必须予以重视的经济与政治大国的手段。跻身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丰富了这个民族,使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加强了中国经济政策管理者们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以及对它进行更多的政治敲诈与外来监督。

中国将自己建设成了新的帝国主义国家


因此,就让自己的民族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秩序中获得更多经济力量和政治战斗力这一纲领而言,中国政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中国政府放弃了对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剥削压迫人民的人”所抱有的敌意,取而代之的是让这些“敌人”利用整个国家,因为这对“中国”有利,并且只要对中国有利,便会这样做。借助外国投资,他们将昔日现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轨”成了资本区位,该区位现在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着竞争。中国向世界各国销售自己的商品--早已不再仅仅是玩具和廉价纺织品--,吸引了最多的外国资本并且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公司在西方进行采购,并且向资本中心进行扩张。现在,此类消息每天都充斥着经济版面。


中国政治家们采取行为时意识到单凭中国的规模便已经拥有了对一个潜在世界大国的统治,他们希望重新让这个国家获得其“应有的”位置。他们带着这一关切迈入了一个美国说了算的国际强力秩序中,这并没有吓倒他们,正如必须采取种种卑劣行径才能在这个生意与武力的世界上立足的远景同样没有吓倒他们一样。美国人邀请这些民族共产党人在他们的世界秩序中一起干,对此,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过天真的误解。尽管昔日的毛主席已经不再受尊崇,但共产党人还是记住了他的一句话,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首先取决于它能够动员起来以将自己的利益强加给其它国家的(武力)手段。


因此,正是自己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功造成了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某些新冲突,也引发了尖锐的声音,这并没有让北京的政治家们真正感到惊讶。当然,那些老牌世界秩序大国也没有令其真正感到惊讶,这些国家看到了中国的某些竞争努力与他们自己对“全球游戏规则”的解读并不兼容,并且把“解决”如此定义的“冲突”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他们认为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崛起为出口国、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实在是不对,这绝妙地解释了西方曾经如此欢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术语绝非实话!美国政治家预测这种“发展”将如何继续下去,他们发现自己现在就已经受到了“正在形成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极大干扰。美国政党中的“鹰派”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是否早已陷入必须尽快加以消除的不可忍受的依赖中。中国的老朋友如亨利·基辛格则温和地提醒人们并不存在“希特勒那种规模的侵略”,而“仅仅”是美国必须加以应对的“经济挑战”。


中国注意到了迎面吹来的不友好的“西风”。对此,它有意识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和平发展”权。除了中国政治阶级在国内取得的“进步”之外,中国政治家也将凭借一系列可能从“帝国主义教科书”中获得的对外经济政治活动在世界上采取行动:他们有针对性地利用自己现在掌握的日益增长的经济手段,例如世界各国在与中国做生意时已经产生的依赖性,象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一样并且针对它们建立并扩大自己的经济“占有状态”,发起并加强政治合作,从前景上来说--并且鉴于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也能够从物质上兑现诸如敲诈行为等势在必行的保护承诺的军事大国--,这些合作能够助其在战略力量竞争中占有宝贵的地位。


(一)作为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最重要的手段,它希望向世界各国出口更多商品,因此,它在全球市场上为获得相应可能性而拼搏,因为西方要求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从不曾等同于允许中国商品可以自由销售到任何地方去。对中国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并实行配额限制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大部分出口需要经停1997年前仍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才能摆脱“中国制造”的标签。尽管北京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为自己争得了逐步减少上述贸易障碍的权利,但它无疑仍没有摆脱自己的“问题”,即老牌帝国主义者在紧急情况下会动用一切手段对抗来自远东地区的竞争,世贸框架内爆发的最初的贸易争端表明了这一点,例如与美国的钢铁之争,中国纺织品与鞋类出口引发的与欧盟的争端。中国在多个层面对上述妨碍发起反击:

 

  • 它努力在世贸组织内部贯彻自己的观点,或者对法律框架进行对自己有利的修改。由于中国出口拳头产品目前已经被许多企业计算为生意手段,因此,通过关税及类似做法保护有关地区的做法对相关国家来说至少是一笔双刃账,中国现在就拥有某些它试图加以利用的敲诈手段。

  • 中国与巴西和印度等国在世贸组织内成立了结盟集团,希望能够共同结束工业国家实施的出口补贴并开放其市场,由于该集团成员国的顽固,坎昆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 除了在国际组织中进行争夺之外,中国还希望--特别是在周边地区--开拓并确保市场,以便能够将自己新获得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逐步加以机制化,进而发挥一个拥有自己“经济区”的经济政策主导大国和规制大国的作用。2004年,北京与东盟国家采取了模仿欧盟的内部市场行动,如果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2010年前,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税将降至5%以下,旧的交通通道(湄公河航运)的扩建以及新通道的修建(昆明-曼谷高速公路)使东盟国家将中国作为地区新的经济中心,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已经在出口业务结算时悄然发挥了替代美元和日元的作用,此外,这些国家和中国还就发生新危机时进行货币担保达成了一致。

(二)就进口而言,中国政治家也清楚地意识到利用自由的世界市场绝非仅仅取决于有意购买方是否拥有足够的美钞。中国担心能够确保自己的能源需求,在非洲和拉美为其经济迅速增长寻找原材料,抑或想在资本主义发源国收购公司[2],这一切都绝非不言而喻。中国相关行为被仔细观察,并根据下述逻辑进行评论,即一个新跻身世界业务的国家把从油价到黄铜市场直到废钢的本应属于“我们的”一切都给“搞乱了”。由于美国及其传统联盟伙伴--有时候是联手,有时候则是针对彼此--操纵并控制着各自能源供应及世界能源供应的条件并想继续控制这一切,因此在中国看来,这也并非纯粹的由提供方意愿与中国公司购买力所决定的贸易,而是关系到为持续开采埋藏在其它主权国家地下的油气资源而创造政治和技术条件。因此,人民共和国在寻找可靠的供应国,寻找那些对它的关注持开放性态度的国家,为了促成开放,它进行货币投资并提供各种各样的“发展援助”。对于北京的国家领导层来说,正如前面已经阐述的那样,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个正在崛起中的世界经济大国必须打开由唯一世界大国及其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原材料市场”的大门。

 

  • 特别是在非洲和拉美,中国公司的形象是不仅仅要买光所有的原材料。与此同时,中国由此成为上述供应国的一个重要伙伴与提携者,并为自己赢得了受“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国家”格外青睐的地位。数十年来,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对华出口使其贸易首次出现了顺差,此外,许多与中国做生意的国家得益于以下情况,即人民共和国为了能够做成生意而向其提供贷款、兴建基础设施、修建公路与铁路。由于贫困以及资本来源国在世界上述地区造成的国家崩溃,金沙萨、罗安达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完全把这些昔日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成了小小的希望承载者,更何况这些人彬彬有礼,也不会拿民主程序、人权及类似问题来考验他们的神经。西方国家对世界业务中出现的这种繁荣就没有那么激动,它们不但指责中国造成价格全线上扬,而且根本不喜欢“自己的”后院出现全面竞争,并由此可能促使相关国家突然看到除了着眼美国、欧洲和日本利益之外还有其它替代性选择。

  • 目前,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在伊拉克战争向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表明美国对未来石油业务做何考虑之后,为了确保作为进一步增长基本条件的能源需求,中国也同欧盟一样在寻找可靠的油气供应国。因此,中国当权者首先找到的是那些美国人认为绝对“臭名昭著”的国家就绝非偶然,即苏丹、伊朗和委内瑞拉。正是由于这些国家要么自己选择要么被迫与美国保持“距离”,即这些国家与世界绝大多数拥有石油资源的国家不同,它们绕开了美国的申请与规定,或者公开对抗美国,正是这一事实使其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一样成为了中国的伙伴。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打造出了自己的巨型能源康采恩,这些资金充裕的公司将参与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油气开采和输送业务。与伊朗达成的业务规模(未来十年内应投资1000亿美元以上)表明北京认为可靠的能源供应对于国家的成长具有何等关键的意义,它根本不为美国对毛拉政权及其所谓核计划宣战所动。

因此,这同样也是中国加入现行国际秩序的内容,即从世界各国获得对自己业务有利的东西;将各国所处的困境当成针对它们的杠杆加以利用;通过贷款和其它手段造成依赖性并结成针对第三方的联盟;将竞争对手,当然也包括强大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去--即对帝国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拥有的生意与武力的全部保留曲目发起冲击。

当然,由于本质上具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人民共和国更加注重在自我展示时与“丑陋的“美日帝国主义者区分开来。它希望自己被视为“软力量”,当成“和平”和“具有善意的”大国, 这个已经拥有巨大资源的大国“当然”对那些较小的邻国与穷国及其利益负有责任,这与唯一的世界大国那种盛气凌人和肆无忌惮的表现截然不同,更不要说那个至今仍不肯承认其战争过失的亚洲竞争对手了。中国承认不会主导“伙伴国”,而“只是”对其加以利用,为此,中国与其进行外交交往,承认其为主权国家。此外,中国还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其他世界经济大国由于认为不具建设性和不必要而取消了的发展援助。即使北京提供发展援助时与此前西方国家一样在政治和经济上均精于算计,它仍然进一步壮大了自己作为西方世界秩序替代性选择的力量。

 

三)帝国主义有个定理,即同外国做成生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影响力”,也就是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动用的武力,中国政治家们铭记了这一点,包括这个定理的反转。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做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生意也应转化成发挥更多的战略力量,即能够让其他国家以自己希望从它们身上得到的东西为取向,利用其经济上的依赖性为突破口,让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利益在各国的考量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从而让它自己的权力要求成为这些国家算计的固定内容。未来,中国正是想作为帝国主义大国以这种方式在世界上进行成功的竞争。


这一宏伟的规划不可能一蹴而就--众所周知,罗马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这一点不用任何人讲给毛泽东那些思想“务实”的继承者们听。他们逐步发展自己,目前已经是亚洲至关重要的地区大国。

 

  • 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生意往来除了经济目标之外,还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曾几何时,美国将这十个亚太国家聚集在一个带有反共倾向的联盟中,中国想让这些国家遵从它的政治“指导权”。

  • 北京的东盟政策与其韩国政策一样,明显是为了与日本进行竞争。日本是中国家门口的经济大国,日本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出资方之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有大量日资,日本受到世界大国美国的亲自“保护”,美军相应地在日本诸岛有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吓住中国领导人,相反刺激它将日本作为其争夺亚洲霸权的主要对手而对其发起攻击。中国自己致力于加强政治军事行动能力并取得了进展,这在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占有优先地位,但邻国日本做了同样的事情却被他们视为严重的威胁,这证明日本需要在军队装备现代化方面急起直追,并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他们对避而不谈日本战争罪行或对此轻描淡写的教科书提出质疑,在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供奉战争罪犯)之后做出的回应是宣布外交冰冻期,搁浅了日本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努力。这样一来,北京便利用日本顽固拒绝承认二战侵略行为这一事实在世界舆论中诋毁并阻止了自己这位对手崛起的努力,这样做是让日本“认识”到它修改大国规划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当然,中国政治家不想放弃日本这位经济上的伙伴,日本在华投资很多,并且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与一段时间以来相当“冷淡”的政治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项目蓬勃发展。这两个相互抱有敌意的国家竞争激烈,但它们都知道并且均以自己的方式想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一点还是让它们有了一点儿共识。例如,两国具有前瞻性思维的政治家时不时甚至提出下列愿景,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将各自的货币统一在亚洲货币区内,以对抗过于强大的美元。

  •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SCO)成立,其宗旨要略为谦逊一些。中国希望在该组织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坦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联手打击伊斯兰分裂分子,因为在北京方面看来,这场斗争不仅涉及本国相关的(维吾尔)省份,而且也包括西部与自己交界的国家。各苏维埃共和国现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联盟解体后的产物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不稳定”,这使上述国家对毒品集团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土耳其等想将其为已所用的帝国主义竞争者们打开了大门。针对这种情况,应当稳定上述国家的形势,中国联手俄罗斯制订了共同安全标准与措施,放宽了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例如,将古老的丝绸之路扩建为新的运输通道),使上述国家有了一定的基础。由于不可能从莫斯科得到很多资金支持,因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中亚国家逐渐看北京眼色行事,将是中方相当欢迎的。

  • 红色中国自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便对台湾提出了要求。在北京看来,台湾岛作为从前日本的殖民地和内战对手蒋介石逃往的地方是一个“叛逆的省”,在成功“收回”香港和澳门之后,“中国”完成主权国家的任务就剩下台湾最后这一块儿了。国家不需要更多的“论据”便可以提出国家修正要求,对以某种方式“一直”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提出权利要求。不过,正是从资本主义新中国的立场来看,与拥有完整现代工业的“美丽的”台湾岛重新统一还有更多的吸引力。一个扩大到台湾的大陆将极大提升自己的经济力量,获得巨大的技术能力。从战略上看,它可以获得对台湾海峡的控制,并由此控制通往北方的重要航线,那是整个日本油轮舰队通过之处,通过这种方式将在记录自身被敲诈以及敲诈他人之可能性的账单上大大得分。因此,北京当权者非常明白共和国缔造者一直视为理所应当的一点: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么这是因为这件原本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受到了仇华势力的阻挠--例如美国,要不是它的军事保护,台湾早就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了。一直以来,共产主义中国就在说服世界其它国家同意这种观点。自加入西方世界以来,它的“一个中国政策”取得了进展,因为它要求与台北断交--这是建立外交与经济关系的代价--,所有重要的国家都答应了。自那以来,作为国家,中国偏爱从其它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这一核心关切的态度上解读对自己的赞赏,也就是说,它要求国际社会的正是承认自己作为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对“重新统一”,对台湾“回归”“母国”拥有无条件的权利,即扩大领土。这样一来,人民共和国便提出了享有能够实现领土要求并获得其它权利拥有者支持的大国地位的要求。

世界大国美国受到挑战


中国取得的成功及其富有雄心的计划使其遭到迄今在世界上说了算并且经济成功的国家的仇恨。国际竞争秩序的老牌守护者注意到这个跻身资本主义世界生意的新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令人不快,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感觉受到挑战的美国。归根结底,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起了世界秩序,它邀请中国参与也是为此目的,并且做得颇为成功:美国在冷战中让中国这个重要因素保持了中立,美国资本家们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当然,今天华盛顿对这一成功抱有复杂的情感。美国政治家无法忍受“充斥”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哪怕在中国生产这些商品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哪怕是这些公司由此获得利润,哪怕是这些廉价进口品使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他们认为中国外汇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是可怕的,尽管中国购买美元恰恰为美国借以在世界上确保自己领导地位的战争提供了资金。另一方面,美国想继续利用中国,甚至是进一步利用它作为美国的致富源泉。由此造成的影响,即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手段的持续增长却是必须加以控制的。无疑,绝不能容忍一个与自己竞争的世界大国!


(一)因此,美国在经济领域调动起它为了调节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而建立起来的超国家组织中的一切“常规”手段。中国因其“不公平贸易”遭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量投诉。此外,美国现在还采取了更具原则性的做法,它指责中国进行“货币倾销”,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甚至升值40%,否则将考虑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的关税。美国要求在同这个新的出口大国的贸易中减少美方逆差,这无异于在贸易数字不利于自己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世界贸易做出单方面修正的权利。美国指责中国通过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对货币所谓的“自然”(浮动)行为进行了不当的国家干预,阻挠了在美国看来早该进行的升值,给自己在商品出口中带来了不当利益。借助这种“分析”,中国国家政权便成了华盛顿的靶子,中国攫取了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自由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进行梳理的自由。中国已经开始能够这样做,中国以一个要求对“公平”竞争规则做出自己考量与理解的国家与美国对抗,在美国批评时也不会对此做出大幅修正或者予以取消。就是说,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不拥有足以对中国进行敲诈的手段,而只能忙于“说服”人民共和国认识到它必须将美国理解的公正竞争当成自己经济政策中实际适用的准则,这一切令美国政治阶级开始深思。


(二)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仅限于对这个新的竞争对手做出经济上的反应。美国还必须大声谴责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状况,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允许它能够为自己的关切将其当成工具加以利用的批评政府的声音、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在他们看来,坚持“共产党一党统治”是没有完全融入自由世界秩序的表现,即反美意愿的表现。因此--纯粹预防性地,这可以理解--,还必须采取明确的军事步骤,挫败中国在武器领域奋起直追的努力。“中国拥有与合众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最大潜力,它拥有开创性军事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将能挑战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四年一度国防评估报告,五角大楼,2006年)。布什总统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提升为“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新的潜在的主要敌人,并将中国列入可以考虑动用核武器予以打击的国家名单中。早已做出的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也包括在日本部署基地,也有削弱中国核威慑能力的考虑。此外,华盛顿还奉行极为愚蠢的对中国进行地缘战略包围的战略。美国政府在邻近中国的地区建立了新的基地,可以充分利用反恐战争中扩大的阵线: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有美国军队。华盛顿还致力于与蒙古进行军事合作,与印度结成了明显针对中国的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还更新了与日本和韩国原有的“伙伴关系”。美国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相信,从现实角度看,美国让这个国家做出的抉择--顺从或者与具有优势地位的世界大国进行武力对抗--只能是最终放弃一意孤行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3]


但美国主要看重并支持台湾作为对抗中国大国要求的堡垒。在美国看来,今天的台湾岛作为中国沿海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于战略遏制中国即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来说重新变得必不可缺。

 

毛泽东取得胜利之后,美国随即将当时的台湾岛作为重新占领共产主义中国的堡垒装备起来,正是美国的武器供应确保了蒋介石的政治生存。中美通过“乒乓政策”的接近还包括就两个大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达成一致:美国模糊地承认“一个中国”是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家园,甚至承诺“促进”重新统一。在另外两个上海公报中,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外交上将台湾视为“非国家”对待(其结果是台湾撤出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不但不会增加对台军售,而且要大幅减少军售。美国通过做出上述承诺,让中国成为自己对抗苏联集团的伙伴,在这之后,美国多次清楚表明它将上述条约视为强加的让步--1979年(断绝正式外交关系后一年),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中正式承诺向台湾提供“合适的自卫能力”。尽管保留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外交辞令,但同时又在外交上提醒“红色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重新统一”的目标,美国的解释是,及时“在民主上成熟起来的”台湾人民必须能够通过“自由表决”就可能实现重新统一做出决定。美国实际上对上海条约的其它内容也做出了与其“精神”不相符的解释。它向台湾提供的军售总额达到400亿美元,极大扩充了台湾的“自卫能力”。在外交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时常被冒犯,例如,给台湾政治家颁发签证,1992年第一次民选总统时的军事存在等。还在克林顿执政时,美国便于2000年在加强台湾安全法中保证向台湾提供更多武器--四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和潜艇歼击机,外加由美军进行的培训,提供2008年可投入使用的超先进的宙斯预警雷达系统。

 

因此,尽管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双边协定,美国还是对台湾进行了军事武装。美国给出的公式是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重新统一,由此,它将自己提升为对中国重新统一事业做出裁决的法官。因此,--借助它为自己确保的战略优势并且超出此范围之外--,美国同时对中国的大国计划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布什总统上任后不久即宣布,进攻台湾是对美国的直接挑战,美国将提供军事援助,日本前不久也第一次正式宣布将保护台湾--无疑,上述支持助长了台湾的独立努力,由此加剧了台湾海峡和中国海的“紧张局势”。[4]


此外,华盛顿目前在世界上领导或有针对性地挑起了战争与危机,例如伊拉克、伊朗、北朝鲜和委内瑞拉,其目的始终是钳制和约束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当然,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也注意到这些国家冥玩不化很大程度上出于下述原因或者寄希望于世界大国美国那些不满意的竞争对手们在生意和政治领域表现活跃,从而限制了美国抽手对付自己的自由。特别是在那些被美国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能源供应方从而自然将其当作重大安全利益对象对待的国家,它不愿继续容忍这一“趋势”。在实施目前世界政治议程的过程中,并且伴随着众多战争和战争之前的状态,美国向相关国家和中国、俄罗斯及同样造成这一令美国“无法接受的”状况的欧洲国家表明:它们破坏并威胁到了目前及已经约定的未来的生意关系,为了该计划,它要求其帝国主义竞争对手们给予外交和事实上的支持。[5]


(三)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也包含--极其矛盾的--开价:北京最好是顺从--正是因为如此有益的关系“可能恶化”--,要考虑世界大国的警告,将自己纳入美式和平中, 并在其中发挥对美国有利同时也得到承认的作用。通过将中国纳入北朝鲜外交中,美国模范地对这一矛盾政策进行了实验。作为亚洲举足轻重的权力因素,在布什政府将解除北朝鲜武装和实现权力更迭列入议事日程时,中国是绕不开的。[6]因此,首先应将它“纳入”美国开启的外交进程,并且目标是北京政府应承认华盛顿认为必要的东西:推翻北朝鲜政权。其次,亚洲这个新的重量级大国应当有利于实现美国的目标,说到底,与其它国家不同,中国凭借自己与平壤之间的友谊仍然拥有说服自己这个“疯狂”邻居以取得人们所希望的“进展”的经济和政治施压手段。如此看来,对于布什政府来说,所谓的六方会谈也具有试探中国在地区大国问题上有何野心的特点,北京必须回答下述问题,即它是--以一定承认为回报--愿意为美国的世界秩序做出建设性贡献还是想抵制该秩序。


因此,美国确实既需要中国又无法忍受它。美国的生意需要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进口廉价商品及对华输出资本,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抱怨这一切妨碍了它的生意,造成劳动岗位减少。美国需要中国购买美元,又苦于自己对此的依赖性;美国甚至需要中国的国家政权,以确保中国的生意有序进行,它需要中国参与建立没有无赖国家的亚洲秩序,但又无法忍受它的力量。


因此,大大限制甚至中断与中国的生意关系--中断完全可能阻止这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进一步崛起--目前并非美国政治阶级的选择。相反,华盛顿通过使用自己掌握的所有手段试图利用这个新出现的重量级国家,并且将它纳入自己的约束中。

中国反抗美国提出的顺从要求


因此,中国不仅将美国极其“单边的”世界秩序意愿视为对其行为自由的限制,而且认为该意愿明确针对自己及其崛起利益,这就不足为奇了。它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容忍这一点。从前,中国共产党人曾指责这个世界,认为“美帝国主义”及后来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公正地“主导”了“进步”民族的利益。今天,他们的继承者们则恼怒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权利受到了妨碍,他们将中国崛起为资本主义大国的计划称为和平发展。他们在“白皮书”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因为“某个大国”的行径严重干扰了世界上本已模范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主要趋势”:美国“妄想自己能够”对世界进行“霸权”和“单边”统治,断然阻止改变自己的世界秩序。对此,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多极世界”“理念”,借助这一好听且具有绥靖意味的措辞,中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宣战了。中国今天的当权者不愿意象从前那样认可世界的“力量关系”,在权力竞争方面,他们也只想要一样东西:平起平坐!

(一)因此,必须对抗美国的遏制战略。就应对中国面临的“挑战”而言,旧的人民解放军似乎早已是过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无用的工具。军队的政治总司令们发现定位于领土保卫和对进攻与袭击进行威慑的军队就“反映权力”的战争能力来说存在着严重不足。这些人愿意学习,他们先是从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的空中战争,接着从美国占领伊拉克中引出了现代秩序战争的必要性,这些战争能够摧毁起干扰作用的国家政权,而又不必进行平等的力量角逐,由此为希望实现的“政权更迭”铺平道路。因此,他们将日益增长的财政资金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逐步将其拥有数百万官兵的军队建设和改建成一支能够进行干预的高技术部队。进行军备时,他们自然主要是关注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性在本地区进行的战争--他们的武器潜力,武装力量的部署及其战争战略与实践。美国决定与日本共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他们的回应是宣布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增加并更新其洲际核导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下大力气建设一支具有战争能力的海军,以长期改变由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力量关系。[7]


(二)由于人民共和国并不惧怕真正战争性质的冲突,中国政治家认为这一点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与围绕亚洲霸权地位展开竞争的最直接对手日本就冲绳南部几个岛屿的主权及两国都提出权利要求的蕴含丰富油气资源的领海发生了争执,并且双方都越来越不妥协。自中国潜艇和勘探公司从实体上宣示其所有权后,东海由于上述原因已经发生了几次“事件”。


但中国政府首先希望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台湾问题”做出最终决定。世界头号强国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不但要破坏其外交上的重大关切,而且还要把台湾共和国建成针对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战线。美国绝对不想容忍中国最核心的主权要求,即吞并台湾,相反,美国借助台湾确保自己拥有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由于距离中国大陆仅百公里之遥,其意义堪比作为苏联前哨的古巴,众所周知,美国以发动世界大战相威胁阻止了古巴扩充军备--这一切是北京不可能接受的。


为了弱化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重新夺回自己这个“省”的权力所拥有的否决权,中国外交一度在外交上提出以下条件,即,如果台湾放弃敌意,承认自己是“同一个伟大中国”的子民族并且通过严守中立和裁军对此予以强调,它或许会放弃以正式的国家法形式实现重新统一。今天--由于台湾和美国表示拒绝--,北京方面--愈发--坚持自己“应有的权利”,即保留对这个不听话的岛省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手段。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赋予这一权利以法律形式,这样一来,一旦与台湾开战,这样做便有了合规的战争名义。此外,中国政府还部署了大量中程导弹,对大批军人进行占领该岛的准备,事实上已借此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该要求。[8]


(三)此外,为了应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中国还试图煽动其他国家的反美主义,并为自己所用。美国毫不妥协地宣示出来的世界秩序意愿使其在眼下这场“反恐战争”中令几乎所有国家精疲力竭,这给中国提供了机会:

 

  • 在政治上,中国与自己昔日的主要敌人俄罗斯实现了和解,两国十年前达成了“战略友好”,据双方透露,该友好达到了“两国关系无可比拟的令人满意的水平”。在武器供应领域,北京是俄罗斯最大的主顾,并且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自己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双方在世界政治、伊朗外交等问题上并通过共同军演显示了一致。

  • 北京也对中国昔日的战争对手、野心勃勃的印度表示愿意消除包括以前边界争端在内的敌意,愿意在重大战略领域,如硬件和软件的开发以及处理能源问题上加强合作。新德里的先生们原则上并不反对与自己在本地区的这位主要竞争对手进行合作,以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为自己争得更多自由。

  • 就欧盟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和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它参加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这是与美国GPS系统竞争的一个项目),竭力说服整个欧盟取消武器制裁。

不过,中国建立起来的这些伙伴关系以及它借以在超国家组织中能够发挥的政治影响却有一个不足,即每当伙伴关系需要经受实践考验时,它们便无法奏效。每当需要中国看重的反美主义时,相关国家便会持下述立场,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中还是有太多已有或希望有的生意、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占有状态”、军事安全及迫在眉睫的敌对情况取决于世界大国一方,因此,它们不愿去冒长期惹恼美国的风险。


(四)恰恰对中国自己来说,这种矛盾也同样存在。为了能够继续在自己那条如此成功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依赖与世界大国的良好关系,中国当政者当然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大国的世界秩序理念是针对自己的。归根结底,人民共和国希望能够继续利用美国实现自己的崛起:以后,也应吸引美国资本投资于中国,并且数量应当更多。美国市场早已成为中国商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未来还应通过资本出口占领该市场。中国应对这一矛盾的做法是试图对抗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又不至于过快与这个世界大国闹僵。针对美国的遏制努力,北京动员起了它迄今在世界各国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对它日益增长的力量的尊重,当然,这一切不应当让冲突升级为敌意。

 

  • 在联合国,作为安理会中享有共同决策权的主体,中国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弃权。也就是说,它拒绝从道德上支持世界大国,但又不会真正动用其否决权,除了在拒绝联合国出兵苏丹那个令人称道的例子中。即使在涉及人民共和国重大战略利益的伊朗问题上,中国外交官迄今也一直致力于避免因公开的拖延政策让自己成为美国的靶子,他们赞同俄罗斯致力于获得“和平外交解决”的努力。

  • 中国原则上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同时,只要有可能,它便试图阻挠美国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自911以来得到美国有条件承认的“上合组织”在中亚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这得到了该联盟另一主要倡议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大力支持。今天,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和印度已经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中俄两国主要是想利用这一亚洲安全联盟将美国重新从该地区排挤出去,在反恐战争中,它们在该地区建立了基地并且可能长期实行军事战争。

  • 中国应当为美国利益而在北朝鲜核计划谈判中动用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施压的可能性,北京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它利用相关谈判,希望自己能够被承认是该地区不可缺少的共同调节方,希望促进自己对朝鲜半岛和在朝鲜半岛的利益。[9]

  • 在其它地区,北京也发挥着大国的作用,它的任何远近邻居都不可能绕开这个大国的利益。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北朝鲜,中国开出条件或者进行威胁,从而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考量与未来路线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象澳大利亚这样规模的国家,也因为自己与北京这个其原材料重要买家的经济关系而认为必须对自己安全利益的态度进行小幅修正,应美国要求,它给出了一旦因为台湾而发生战事,自己将保持中立的答复。

人民共和国希望世界舆论能够承认它迄今取得的成功。它的贸易顺差创下了纪录,在国际政治上,也已经具有不可忽略的分量。同这一实际上的日常事务脱离开来,但又凭借这一点及这种情况仍将继续下去,北京政府要求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华民族、对它的成就及作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一员的角色予以尊重与承认。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着得到世界承认的中国这个大国及其未来的雄心。


从一开始,各方就很清楚“世界青年”每隔四年相聚一次的奥运会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因此,人民共和国被迫为此争斗多年并遭受重大挫折,自决定由北京举办之日起,它就面临着对新闻自由和人权领域提出的要求。反之,中国政府则将“自己的奥运会”视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活动,必须从各个方面参照总参谋部进行准备,并且必须取得绝对成功。展现一个将自己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新中心的首都,这不仅要求拥有完美的和建筑上引人瞩目的体育场馆和其它建筑物。除此之外,还较平常对北京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清理”,奥运当年,清除了某些“不雅观之处”,在国家看来,包括乞丐、城市卫生死角以及汽车和工厂造成的烟雾,也包括那些与外国记者有联系的对这场活动持批评态度的人。


因此,奥运会应当帮助实现“中国的梦想”,这个梦想无疑也应当激起中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对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国家受到全世界称赞的成功的支持与拥护:“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帝国主义世界没有轻易让中国进行这样一种对内对外的展示。自由的西方通过有针对性挑起的西藏动乱、奥运前夕酿成灾难的火矩接力和丝毫不逊色于冷战时期的被煽动起来的舆论报道证明了其统一的意志,那便是向中国这个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者表明其局限性(参阅附件,相反的立场,2/2008年:“西藏动乱--中国遭到谴责”),尽管一度曾考虑抵制奥运会的想法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并且最后正是美国总统亲临开幕式而对奥运表示了赞赏。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对西方的攻击做出了回应,中国政府以武力压制了藏人的自治要求,藏人喜欢利用世界舆论的关注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其分裂主义事实上进行的资助,中国政府由此表明它在捍卫国家主权问题上不会考虑可能造成的外交后果。国际舆论的谴责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民出于激愤而站到了政府一边,(令西方舆论大惑不解地)大声表明中国上上下下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不会让“可恶的外国”离间,甚至造成八万人死亡的地震灾难都未能触动他们。


2008/2009年冬天,国际金融危机使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同样如此。由于德国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德国联邦总理女士在外交上收回了对中国政府的“不快”。对人民共和国来说,它面临着痛苦的事实,即迄今被当成其崛起的手段而加以利用的世界市场给自己开出了从多个方面都带来重大损失的收据:

 

  • 中国的外汇储备贬值。中国国家基金投到房地美[10]和房利美等投资公司业务中的钱早已化为乌有。由于危机及各国救助措施对现有世界货币产生的影响尚难估计,因此,中国其它美元、日元和欧元存量亦受到威胁。

  • 与此同时,国空货币储备多年来第一次不再增加,因为出口业务和外国直接投资均大幅萎缩。此外,由于中国业务前景不确定,资本流向香港。

  • 在中国的“实体经济”中,相关业务对外国市场(美国、日本,欧洲)的依赖性开始显现:许多世界市场工厂转瞬倒闭,数百万工人被解雇,并且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截止一月底,2千万民工失业),每年涌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处境极为不佳(高校毕业生每年就有550万)。

事实上,中国将自己的成功以及人民的生活和生存与在本国领土上进行涉及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意联系在一起,它遭遇了这种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如果这种生意年增长幅度不够大--对中国来说至少为8%--,社会便无法至少在此前的水平上得以维持,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从任何角度看都取决于上述利润算计,因此全面崩溃。这与此前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不同,并不是自然短缺或者自然灾难造成的。尽管生产的一切物质手段--高素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工业技术--都非常充裕,仍然发生了“危机”。

中国政府从这种形势中得出结论,希望能够通过继续实行市场经济和参与世界市场战胜这种困境。为此,它希望使用可供支配的所有手段,象所有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宣布自己将在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大。货币政策工具(利息政策)和迅速通过的庞大的拉动内需一揽子计划旨在帮助恢复经济。[11]财政政策考量与建立社会保险和贯彻劳动法规范等国家的其它目标退居次席。在中国,通过这种方式同样迅速表明制度目标何在,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此,其它所有一切都取决于该目标重新发挥作用,资本主义“方法”和“骑”虎。

目前,各国政府在经济外交上互相对保护主义提出了警告。所有国家都有各国充分的理由针对和以其他国家为代价确保本国增长,同时又担心这样一来从长期看自己获取利润的手段也将丧失,即全球自由市场。一方面,它们要求其它国家采取景气一揽子计划作为自己的手段(“中国应拯救世界”),另一方面,正是它们自己的救助战略导致其前景不佳(美国对人民币“币值低估”发起新的进攻)。危机竞争加剧了各国原有的要求与对立。

因此,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国防白皮书),或者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美峰会上宣布的那样:“我们的关系将给21世纪打上烙印。”(南德意志报,2009年9月29日,详见附件)。

[1] 有关乒乓政治、中美最初谈判以及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可参阅基辛格回忆录1968-1973年部分(1979年出版),附件中有节选。


[2] 凭借内资的成功积累,中国政府“命令”未来几年展开中国资本的全面攻势。通过公司兼并以及国家承诺提供贷款的支持,经筛选的中国公司被培育成了有能力参与世界业务的“全球玩家”。为了让那些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的新来者获得市场、销售网络和品牌,这些公司目前正在欧美进行采购,前提是政府没有象最近华盛顿做的那样颁布收购禁令。


[3] 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如果做出错误的抉择,“和平发展”便将结束。因此,和平发展只是美国的一种让步,只有当中国不对美国赋予亚洲与世界的正确秩序表示质疑时,美国才会做此让步。“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如果坚持加剧本地区和世界担忧的旧思维和行为,他们就不可能继续在和平道路上走下去。旧道路包括:继续进行不透明的军备扩充;扩大贸易,将--无论以何种方式--全世界的能源储备‘用于本国’,操控市场而不是开发市场;支持资源富集国家,而不考虑相关政府对内治理不善,或者在国外的恶劣表现。此外,中国和台湾必须和平解决分歧,放弃敲诈和单边行动。最后,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更加确保人民购买、销售和生产的自由,同时又剥夺他们集会、言论和祈祷的权利。”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6年)


[4] 民进党总统陈水扁试图利用美国的“援助保障”,让台湾进一步正式宣布独立。但这未必能得到华盛顿同意,因为华盛顿只是希望将台湾岛当成自己战略计划的工具,但却不希望发挥不情愿地帮助台湾成立民族国家的助产士的作用。因此,由于陈水扁总统打算废除“国统会”而遭到了外交上的惩罚,国统会是国民党为同“红色中国”对话于1990年成立的一个机构。美国想武装台湾,但不想因此导致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严重恶化,因此,它在外交上始终正式强调自己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又对北京方面的抱怨置若罔闻。


[5] 例如,在“伊朗核危机”中,美国在德黑兰政权问题上攻击中国试图通过数十亿投资确保自己数十年的可靠能源供应和相应的影响力。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成员国,人民共和国应当承担更多的“国际政治责任”,支持对伊朗毛拉威胁采取制裁,以此向伊朗表明它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别想指望中国成为自己的盟友。


[6] 美国中断承诺的石油运输后,中国向北朝鲜提供了石油,这让美国在经济上迫使北朝鲜屈服的企图落空。直至今天,人民共和国仍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这个邻国的生存。让大量难民越过中朝边境,从而“以和平方式”推翻北朝鲜政权的计划也遭到北京抵制,北京不承认难民为“政治难民”而是不断将其遣返,由此遭到美国强烈谴责,但北京也认了。


[7] 2009年初,中国开始在索马里沿海打击海盗,显示了新的帝国主义意愿与能力。中国结束了近六百年在世界各大洋没有存在的历史,从已经增加至800艘之多的庞大舰队中派出了两艘装备导弹技术和精锐部队的最先进的驱逐舰,目的是在超出其亚洲中心地位之外的地区表明立场,由此突显了中国海军在遥远的西方有存在的意愿与能力。中国对主要竞争对手提出的要求是承认自己拥有将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功转化为武装能力的权利,从而在世界各地用军事手段确保自己的利益,尽管开始时规模较小。为证明这一点,中国宣布已经就在波斯湾某个岛屿上建立军事基地与德黑兰达成了一致。


[8] 台湾政权更迭以来,两岸开始奉行缓和外交,但仍未触及根本对立。


[9] 由于帮助解除其邻国的核武装,中国得到的回报是韩国有望缔结和平协定,即朝鲜战争的旧敌美国正式承认北朝鲜。由此,中国人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权力更迭要求,此外,还希望逐渐消除美国“保护力量”在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存在。除了上述战略利益之外,人民共和国近年来也在北朝鲜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北朝鲜对消费品的需求目前一定程度上通过中国商人予以解决,人民币发挥着第二货币的作用。中国希望能够开采该国北方地区丰富的铁和煤资源,以及整个边境地区的石油。此外,它还希望能够租用邻近日本海的不冻深水港。由此,中国也对韩国的意图采取了预防措施,韩国希望通过其“阳光政策”对北方兄弟民族进行独占。


[10] 中国投资者对资产安全性的担忧及因此进行的抛售很大程度上促成了2008年10月那场危机的爆发。世界金融危机的解释可参阅相反的立场3/2008-1/2009。


[11] 西方国家观察中国克服危机的努力时发现,中国政府之所以竭力维护劳动岗位是因为担心发生社会动乱。一方面,对下述显而易见之事实采取了极为愚蠢的态度,即“劳动岗位”在中德两国都已经成为创造利润、获取贷款并最终确保国家获得成功手段的同义词,因此,中国政府担心劳动岗位而拯救的正是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从已有的语句中反射性抽取了下述思想,即由于中国人民被用劳动岗位进行了贿赂,因此它才会对自己的国家保持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