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路线”是新制度

 

整个第二部分的主要论点: 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不仅仅是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制度。无论他们将来会成为物质利益方面的赢家还是失败者,改革迫使所有中国人都采用新的手段和途径,去保障他们自己作为互相竞争的财产私有者在这个体系中的存在和参与。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控制这个进程,而它本身也置身于这个进程之中,意图藉此进程保证国家发展的成功。 问题: 伴随资本主义制度而同时引入中国的是什么? 关键词: 私有财产,竞争,国家财富, “骑虎难下?”,

 

控制,体制改革

1978年,邓小平宣布了他的“革命”新路线:“富裕起来!”以前被看成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东西 ,即个人首先想到自己,针对他人和集体并以牺牲他人和集体为代价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被邓小平宣布为新的精明的思想,这种思想应当更快地推动整个国家进步,从而也是推动所有人。这听起来仿佛是邓小平从调动积极性的企业经济学艺术家那里得了启发,但它的内容实际上则与之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是所有权,致富的动机因而是自动存在的,它甚至远不止主观意义上的动机,而是一种客观的必要,因此,这样一个社会不需要让每个人追逐获取财富的特殊要求和道德口号。如果邓小平鼓励自己的社会主义同胞们致富,这就证明了两点。第一,中国(还)不存在私人所有制度,第二,中国人显然也不是天生“具有”个人致富动机的,不象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这一意识形态喜欢标榜的那样。该动机并非自然,而是必须向人们“说明”。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国家领导人,是共产党自己。与欧美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的情况不同,中国人民并没有要求重新引进私有制,相关社会团体也没有根据自己作为私人所有权人的需求重新组织国家。中国是根据执政的共产党的命令引入了资本主义。[1]


党向人民发出的“富裕起来!”的命令只是向这个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但却是关键的一步。这样一来,私人主体之间的竞争便成为中国经济中一个新的基本参数。


具有改革意愿的共产党人希望照搬他们称之为真正资本主义方法的东西,以推进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他们看来,生产力的进步尚不够大。用货币进行结算并制作资产负债表,销售商品的市场,创造利润的企业,可以存钱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放贷款的储蓄所和银行,这些都不用引进。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有了,因为这一切都是此前计划部门借以组织生产和增长的手段。[2]然而,对所有经济主体进行计算以及官员们处理的所有这些数值在此之前事实上都被归入首先是全国的汇总总账与计划,和/或其次是在地方层面上的合作社性质的总账与计划。


邓小平取消了这一关联,通过1978年的决议先是在农村取消,稍晚在工业企业里也取消了这一关联。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被新的“家庭责任制”取代,家庭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收入。工业企业逐步摆脱了国家的规定,可以越来越自负盈亏地进行生产与销售。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国新经济的参与者不再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创造自己那部分财富,由集体将工作进行拆分并将他们那部分分配给他们,现在他们则是独立劳动,并互相竞争。这样一来,他们创造的结果便成为私人的将所有其他人都排除在外的财产。


这已经超出了改革者们引入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新“方法”了,在这一抽象普遍的层面上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改革者看来,这可能不过是他们又一次在寻找能够调动尊敬的人民更高的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的终极“刺激”或者“杠杆”,正如人民共和国三十年历史上一直在做的那样。在他们看来这一新“杠杆”只不过是“物质兴趣”的一种更为巧妙的变化形式,就象邓小平和刘少奇作为这条“路线”的支持者通过按劳取酬和农民自由市场而将其不断嵌入现实社会主义经济那样。但就这件事情来说,他们的改革产生了具有更为原则性意义的结果,因为他们强迫所有中国人通过全新的方式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对财富的享有,不管他们会成为物质上的赢家还是输家,即,作为互相竞争的私人所有权人完全依靠个人去赚钱,却没有融入国家或集体机制制度中去。这样一来,挣钱就变成了真正的事实强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引入的不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新“方法”,而的确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新目的。换言之,他们用新的经济制度取代了旧的经济制度。


以后,社会财富不再应当是根据党及其计划部门的指令以及人民公社的决定来生产。财富的分配也不应是国家或者合作社调节的事务,在经过相应的过渡期之后,经济上自由的主体应当生产“社会”产品,以后,国家希望只是通过税收间接分享该财富。这样一来,此前社会主义经济从货币到国家预算的所有机制都具有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内容。所有处于这一新定义的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人的利益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社员成为“自由农民”,国有企业的工人成为自由的工资工人,一个新阶级诞生了:资产阶级企业家。出现了股市,此前某种程度上自愿与外国隔离开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以下章节首先探讨的是学术上被称为“制度转轨”的东西,事实上,它指的是一个昔日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标准:

 

  • 农业私有化

  • 开放与经济特区:外资帮助发展

  • 国企实行了私有化,出现了新的私人企业

  • 中国新的自由的工资工人

  • 银行与交易所有,国家预算与货币

  • 中国新的资本家阶级


引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关键力量是共产党。作为实际的民族主义者,某些领导成员对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不满意,于是在他死后开始了彻底变革,对内部分允许经济竞争,在经济特区则与西方建立经济关系。这样一来,他们至少将中国增长的一部分交由私人商人的致富利益,甚至包括那些来自资本主义外国的人。在此,改革者们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与倒退:“有价证券或者股票好不好?它们只对资本主义有利吗?先搞两年试验,如果错了,就停止试验!”(邓小平:引自:当代中国研究,10/92)他们甚至坦承自己对在国内允许和鼓励的事情没有理论上的理解。作为民族成功思想的狂热分子,他们一方面决意要对那些应给自己落后的国家带来更加美好未来的此前一直遭到诅咒的做法进行实验,并且甘愿冒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寄希望于党的意志,特别是党的权力,即能够监督一切并且必要时消灭一切的权力。从纲领上,他们打算把“骑虎”带来的希望得到的结果和不希望看到的“从属”结果的全部表现一一记录下来并加以纠正,必要时中断整个实验。


从现在起,贸易与资本数据,中国市场的运作,社会问题,中国政治的整个日程在于对他们自己开启的进程进行控制,使其能够真正带来希望取得的民族成功。因此,与苏联完全不同,戈尔巴乔夫几年之后启动了制度转变,称之为国家“退出”经济[3],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自由化则寄希望于国家处处进行的控制,而不仅仅是驳回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


看起来,他们似乎明白仅仅释放改革带来的著名的“个人利益”尚不足以自动产生对国家有利的结果。他们不仅提供一次性的助产帮助,而是将“转轨”当成长期的培养教育工作:个人利益被当成国家考虑的手段而诞生,并不断检验其是否成功。因此,控制只是一种手段,并且是相对最不重要的一种手段,因为它是纯粹消极的要素。国家将创造积累应对自己有利的“资本”当成自己的积极任务。


恰恰将个人的致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计划设计,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正是改革者追求并为之竭尽全力运用一切可以支配的手段的理想。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摒弃了此前一直对社会进行直接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那是扼杀个人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实际上,正是这一点对他们的新纲领至关重要:他们利用全面的权力及以此获得的干预手段,开始对国家有利的私人资本的积累。


当然,有计划的制度转轨这一理想的实际情况在中国也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因为共产党为推动民族进步而释放了个人利益,由此开启的社会进程却是它纵使有良好的意愿也无法真正控制的,这是符合逻辑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美好想法可能是出于对统制经济效果不甚理想的失望而将希望寄于让每个经济主体首先想到自己及自己的利益并做出相应努力从而让整个经济更为高效地运作。这样一来,实际上它无异于号召自己的人民不顾所有其他人的利益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丝毫不考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利益,而共产党之所以创造这一切却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进步。从现在开始,个人完全有权只顾自己的私利。至于利用干部身份进行合法剥削或者非法走私活动是否毁坏了党的名誉,是否过度消耗了国家的外汇或者是否造成中国外债大幅攀升,将农田变为工商区域是否将国家的粮食供应置于危险之中,亮相新市场是否带来过度通货膨胀,这一切丝毫影响不到上面煽动起来的致富冲动。个人按照要求只考虑自己,就整个社会来说,这当然不无影响。它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处处充斥着商业和商业行为,国家领导层将符合民族利益的结果同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分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告诫自己在引入市场经济时必须极其慎重,但同其俄国姐妹党相比,它的做法也只不过是相对“聪明一些”。不过,经历了造成过多“资本主义杂草”的第一阶段之后,它实际上开始接受教训。国家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行动不仅仅是以肆无忌惮的方式对待抱有民主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们。1989年,中国现代化开始十年之后,中国领导人认为其主权基础遭到了全面进攻,并做出了反应:它采取的措施是重新恢复武力专属权并进行一系列经济上的修正。

 

  • 1989年:“资本主义实验”的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崛起为少数几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巧妙设计的一条道路,这一崛起更多是商业与暴力方面的一个范例。

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资本家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在中国跻身世界市场时发挥的保护作用是事情的一方面,它由原则、帝国主义竞争以及一系列历史偶然所决定,事情的另外一面则是在内部(重新)建立中国的国家政权。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关象征着“国家干预过多”的所谓羁绊的想法不同,自由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需要诸多国家提供的强制“秩序”服务,以确保市场经济成功运作,至少毛泽东的继承者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或许这些好的爱国者们只是想到了人民共和国不太光彩的过去,想到了中国政府必须对内对外保持国家的独立,以此作为其它一切事物的决定性前提条件。[4]无论如何,自那时起,他们的行为既肆无忌惮又极其谨慎,从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到共产党的改革,从反对腐败和法轮功的斗争到建设法制国家。

  • 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是为了新经济

  • 国家与政党的关系

  • 依法治国

  • 政治制度与政治觉悟

  • 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