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八章 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章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的外交政策。


问题: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发表了怎样的批判,并提出了什么样的修正建议? 从一开始,这个国家与美国的敌对就是很显然的事;随着朝鲜战争,冷战的开始,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


论点: 中国希望保持一个强国及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姿态,同时成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楷模。这些政策纲领的矛盾导致了中国与苏联的决裂,也预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终结。


关键词: 帝国主义, 朝鲜战争,联合国,万隆会议,第三世界,苏联经济援助,“基本路线大辩论”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引自:主题词外交,CL: 53及面)--这是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后在与其它国家交往时想要奉行的三项原则,这样一来,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便宣布将不会在现有条约的基础上继续其对外关系,更不要说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了。只有当这个国家重新组织起来,能够没有问题地让其它国家“进来”,而且这些国家还必须始终知道自己的“客人身份”时,它才愿意同其它国家交往。新中国想“倒向”苏联社会主义兄弟民族一边,以便为此创造条件。


这样一来,共产党政府便将自己的事业明确置于民族政策的连续性中。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考虑过要联合或者加入与自己接壤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他们希望用这一新的社会主义前景“打扫干净屋子”,同时也认为自己肩负着恢复中国统一、自由和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使命,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的想象有别于国家权力发展的“正常”理想,但不管怎样,恢复旧帝国的领土对他们来说从一开始便无条件是其对外日程的内容。[1]反之,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一民族义务使他们必须奉行新的社会主义政策,反对那些掠夺和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强国及其原则,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人民共和国对外便抱着这一思想。新中国不再将自己理解为数百年来一直保持安静的几乎完全内顾的“中央之国”,更不是最近150年来成为其它国家单纯客体的那个中国。尽管经济上非常落后,但由于领土和人口巨大,中国仍将自己理解为潜在的大国,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大国。它满怀希望世界朝好的方面改变国际社会关系现状的革命理想主义。认为应当挤压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影响,国与国之间今后应更加公正,更加和平。与此同时,人民共和国希望借此创造一个具有(更加)有利条件的“环境”,这样他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发展,并且尽快发挥它所追求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


共产党将所有它在1949年之后“另起炉灶”的对外关系都严格地置于一个问题之下,即是否对新中国及其建设事业有利。


与对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负有责任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建立政治接触被否定了,英国1950年1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是单方面的,北京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个月,曾经考虑与美国建立关系。美国人没有参与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也没有奉行“不平等条约”政策,相反,美国作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缓冲,“仅仅”关注经济利益,这显然让美国人在尊重中国主权上显得不那么“可疑”[2]。说到美国,它是抗衡军事上处于优势的苏联的某种平衡力量这一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与苏联有1万8千公里的陆地边界,经历了内战之后,毛泽东不想过分指望苏联的“兄弟态度”。此外,同样起作用的是美国从所有方面看都拥有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潜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可以利用其服务于中国自己的建设。因此,开始时尽管非常有限,但还是允许同西方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保持贸易关系。[3]人民共和国1950年与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斯大林向毛泽东承诺在中国遭到攻击时将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建设中国民族工业提供经济援助。[4]

朝鲜战争


在对日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及之后的中国内战中,美国均寄希望于国民党,向其提供了大量的金钱与武器支持。美国政治阶级将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的胜利视作“失去了中国”,由于他们对欧洲的估计不够乐观,这一损失令其格外痛苦。[5]从这一称谓上,可以清楚看到美国提出的原则性要求:刚刚“弄丢”的是“他们的”中国。作为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要求是在世界所有地方为美国“生意”找到机会,因此,它认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反对他们这一计划或者为其设置障碍的政府都是敌人。[6]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在于向其在反法西斯轴心国战斗中最重要的盟友苏联毫不妥协地表明这一普遍要求:共产党人尽管做出了决定战争胜败的贡献,但这不得改变美国对于“自由”世界的权利,即向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开放的世界的权利。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多条战线立刻开始了“自由”和“非自由”国家之间(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的斗争。[7]


作为这场斗争中的决定性手段,美国人想利用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UN),在美国看来,这个组织应当通过对德国和日本取得的胜利而达重新达到的新的世界权力关系固定下来:美国是起主导作用的战胜国,世界其它各国包括同为战胜国的盟友都依赖它雄厚的资本援助,因此也当然要由它来确定未来世界的新秩序。根据美国的一厢情愿,联合国应当成为所有其它国家同意美国利益、由此赋予其合法性并使其不可动摇的外交场所。美国政治家们的这一设想依据的是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义,战后最初几年很快便表明了这一点,当时遭受战争重创的苏联没有归入“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华盛顿的盟友蒋介石也未能在中国获得胜利。然而,美国政界却因此更加感受到了挑战,越发想把联合国变成他们想要的工具。首先,在毛泽东取得胜利后,美国阻挠新的“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它宣布政府是“非法的”。苏联对此表示反对,并且以抵制联合国全会做出回应,围绕联合国工具化的公开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第一次战后之战恰恰让这场斗争升级了。


因为美国人在朝鲜做出了绝对不接受民族共产主义政府在亚洲继续进取的决定。他们将南北朝鲜之间的争执当成了自己的事务,当成未来“世界政治”应当怎样的一个范例。就象此后所有战争那样,美国这次力量宣示也应给所有国家上一课,所以也将在联合国层面上进行这场斗争,它应当证明自己对美国是有利的并且对此加以促进。美国的对手则同样用军力和外交前哨站表示了反对。[8]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北方由苏军占领,南方则由美军占领,以北纬38度为分界线。最初计划的“盟军托管管理”未能实现,因为美苏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想达成一致。美国人担心朝鲜落入苏联人支持的共产党人之手,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计划在南方也获得了极大的响应,美国人想千方百计阻止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朝鲜。1947年,他们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鼓动进行选举,设计的选举模式对北方极为不利,于是北方抵制了选举。作为对美国充满敌意的进攻的回应,工业较为发达的北方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担任总理。仍然保留农业封建秩序的南方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大韩民国”,长年流亡美国的李承晚担任总统。占领军撤出,两个部分国家都提出重新统一的主张,李承晚在美国申请武器援助,以期在军事上接近借助苏联帮助得以迅速发展的北方的水平。美国人开始时拒绝了这一请求,金日成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不会干涉朝鲜纠纷,在分界线上发生数次冲突之后,他想驱逐李承晚,从而引发一场针对总统的全民起义,这位总统因为国内普遍贫穷、拒绝进行土地改革、公开实行暴力独裁统治以及腐败盛行而不太受欢迎。1950年6月,在与斯大林[9]和毛泽东协商后,金日成进军南方并占领了首尔。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认为这一举动不可接受[10],他们做出的反应是将美军从日本调往南朝鲜,向台海海峡派出了美国第7舰队,加大了对法国同印度支那的民主共产主义越南进行的殖民战争的军事支援。


这样一来,美国通过干预首先表明了自己有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并享有话语权,包括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其次,他们具有示范性地显示了自己对战后世界秩序运作是如何设想的。美国在联合国要求对北朝鲜的做法予以谴责,要求国际社会支持他们已经采取的军事行动,要求其它国家提供实际上的支持。由于苏联正在对联合国进行抵制,因此美国便凭借拉美和西欧足够多的友好(也就是说依赖于美国贷款和战略“保护”的)国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他们获得了恢复现状的授权,并组建了一支国际部队。除了48万名美国士兵外,参加战斗的还有6万3千名英国人以及人数较少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荷兰人、法国人、新西兰人、泰国人、比利时人、埃塞俄比亚人、希腊人、哥伦比亚人和卢森堡人。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率领下,美国人将已经占领了差不多整个南方的北朝鲜军队赶了回去,并且占领了平壤和北方。事后又申请超出原定恢复现状这一战争目标而扩大联合国的授权。


尽管刚刚结束内战,国内形势尚未稳定,毛泽东仍然认为战局的这一发展[11]迫使自己起而对抗美国,他击败了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取得了胜利。人民共和国多次强烈抗议美国人的行为,并威胁不会袖手旁观,之后,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毛泽东不想公开介入战争,单凭这场战争获得联合国授权这一点他就不想这样做。苏联尽管向北朝鲜和中国方面提供了武器和空军部队(因此同样也是非正式的),但技术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重新夺回了北方领土,约78万名中国士兵有10万至50万名牺牲。1951年1月,中国军队占领了首尔,下半年,美军再次占领首尔。阵地和后来的停火线(1953年)实际上再度大约沿着从前的分界线,即北纬38度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军事冲突看起来“毫无意义”地以恢复“战前现状”而结束,它产生了以下结果:

 

  • 美国通过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向其它各国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失宠于世界大国将面临何种结果。北朝鲜选错了朋友,擅自采取针对美国划定的边界及安排的傀儡的行动,并且建立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尽管美国总统明确让世界各国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北朝鲜人民“活该”被炸回石器时代。

 

两句引言可以表明美国在朝鲜是怎样打仗的,他们将此次战争称为“杀手行动”,首次大量使用凝固汽油弹(比在越南使用得还多):“美国远东轰炸机司令部司令 埃默特(罗西)·奥唐奈将军做了精准的概括:‘我想说,几乎整个朝鲜半岛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瓦砾堆。一切都被毁灭了,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留下来,中国 人参战之前,我们的轰炸手不再执行轰炸飞行。朝鲜再无目标。’”(Horowitz 1976: 124)

北朝鲜的22座城市中有18座被夷为平地,水库被炸毁,先是引发洪灾,接着是旱灾和饥饿。南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51年,英国军方发表了一份有 影响力的报道,称‘战争全然没有考虑朝鲜半岛南部的人,他们不幸的土地被当成战场和竞技场,而不是被看作应当解放的一个地区。因此,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朝鲜作为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城市被摧毁,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人民成为依靠施舍的哀民。’”(同上,125) 

 

  • 美国通过这场“热”战,开始了杜鲁门主义的冷战。朝鲜战争期间,北约就已经做出了某些扩充军备的决议,接受土耳其和希腊为成员国,将西德纳入进来并实现了重新武装(尽管法国和英国有顾虑)。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朝鲜战争使它崛起为出口大国。[12]1951年,位于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同美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和安保协定,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确定与美国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与联邦德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日本在政治和军事受限的条件下开始了经济上的崛起,时至今日,这个国家仍然苦于此。

  • 在联合国问题上,美国人示范性地表明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意义与作用持何观点。美国决定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哪些事情妨碍了它,并为此获得其它国家的赞同。这就将他们的利益变成普遍合法的国际法,并且可以要求获得实际支持以贯彻这一法律。[13]

  • 与北朝鲜结盟的苏联没有公开对抗美国提出的要求。由于俄国尚未消除战争造成的破坏以及军事上较美国明显处于劣势,斯大林不愿冒(世界)战争的风险。当然,莫斯科向北朝鲜和中国军队提供了武器援助,两个国家由此发生了第一场争执。苏联以贷款形式提供武器援助,首先中国很难偿还这笔贷款,其次人民共和国认为这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 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干预证明尽管自己的人民群众武器装备很差,但如果加上苏联的支持也能给美军造成困难,这让中国尤其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巨大尊重,也赢得了正在为主权而斗争并遭到美国“警告”的殖民地国家的尊重。

  • 自此,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便是公开的敌对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表明他们不承认美国的主张,即美国作为世界大国也可以主张自己在亚洲的霸权,可以干涉所有国家的事务并对此做出决定。[14]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同美国打了场包括核轰炸的战争,美军第7舰队自此留在台湾海峡以“提供军事保障”,[15]美军留在了日本、菲律宾和韩国。

  • 由于同世界大国美国作对,人民共和国较从前更加依赖与苏联结盟。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冻结中国海外账户,通过1951年5月的联合国决议成功对中国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共产党人断绝了同参战西方国家的所有经济关系,从这时起,在经济上它也完全“依附”苏联和东欧集团其它国家一方。

万隆会议:“和平共处原则”


在朝鲜战争中,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给世界大国美国制造了障碍,保卫了共产主义北朝鲜的存在。经济上,它希望借助俄国的帮助能够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并加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地位过渡到一个任何方面都堪称现代化和进步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想通过实现并捍卫革命以及计划经济取得的最初成果对外发出信号。

新中国不想成为帝国主义大国那样压迫和剥削其它民族的大国。按计划经济方式进行的建设的目标是发展现代工业经济,对生产出来的财富进行公正分配,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靠自己就足够了。进行外贸是为了弥补具体和暂时的不足(技术援助或者原材料和食品匮乏),某些需求无法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得到满足(例如,人民共和国向日本购买钢)。为了赚取所需的外汇,中国也向(主要是邻国)国外销售商品(大米、水泥和自行车)。此外,如上所述,也有出于政治考虑进行的贸易(例如,弥补友好国家失去西方商业伙伴的损失)。对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实行的经济方式来说,单纯为了利润并因此作为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运动而进行贸易并利用其他国家作商务市场的原则不符合事情的本质。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发展速度及社会公正和文化进步给人留下印象。因此,中国这个大国想成为一个理想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分量与重要性并非源自可以对他人动用的武力手段,它的财富也不是以他人为代价创造出来的。为了这项事业,它必须也希望在世界上创造有利条件。

这样一个世界可能呈现何种面貌,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1954年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给出了答案:“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国家应当相互尊重,在经济关系中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与利益,它们之间的交往应当是和平进行的,革命的中国在一次首次宣示了类似“第三世界”意识的会议上描绘了自己与现有国际社会相对的画面。

  • 这样一来,中国便对一个实际上与此不同的世界提出了批评:老牌殖民强国将其主权扩大到半个大陆,它们的经济关系更象是挤压和抢劫而不是公平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忙于令其资本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因此,它不断干预它国特别是苏联及其集团的“内政”

  •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官们的建议也并非全新和革命的。尊重国家主权及其对领土和人民的统治,互利贸易以及和平,这些都是在中国想要改变的国际社会中发挥其作用的价值。恰恰是中国新的主要敌人,即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大国美国视国家主权在全球的贯彻与承认是为本国企业界打开此前老牌殖民大国专属的商业领域的合适手段,反对帝国主义的左派们从未真正理解这种关联(可参阅相反的立场3/2006:“今日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也绝非必然的战争贩子,正相反,它们看重国家之间的和平交往,认为这是做生意的良好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在“铁幕”后面),那么作为国与国关系之理想而享有普遍承认的和平便“受到了威胁”。国际贸易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希望通过互补致富的所有国家始终推广的一个主张。[16]

  •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外交上也坚定地支持理想与意识形态,其源头正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控诉的不和平的国际社会及其经济行为,因此同样是那些与中国结仇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津津乐道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允许别人用任何方式搞乱自己的思想。相反,他们对这些理想--尊重主权、公平贸易、和平共处--是认真的,并根据下述口号以此对抗现有世界:如果社会主义处处说了算,这个世界本可以如此美好。

就其内容来说,这或许是幼稚的理想主义。然而,如果拥有权力手段的重要国家支持这样的理想主义,它就会产生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至少在原则上)不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家在他们的国家做生意,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提供其丰富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潜在的销售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财富源泉。此外,对于那些想完全或者进一步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控制的国家和全世界的革命战士来说,也可以转向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万隆会议召开时,世界“反革命阵营”和“进步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令人充满着希望。世界上有相当多国家已经皈依了社会主义,苏联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强大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部东欧国家和北朝鲜,以及中国自己。许多亚洲国家(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对社会主义模式抱有兴趣与好感,一些西欧国家有强大的共产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政党作为主导力量参与了亚洲和非洲高涨的反帝斗争。[17]


特别是对于后者以及正在形成的“第三世界”来说,人民共和国堪称一种前景光明的模式。对于亚非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说,人民共和国在宣传着它的毛泽东式的变化形式:贫穷的农民群众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占领者和腐败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些国家的情况而言,这正是“马列主义继续发展”的正确方式。通过这一主张,中国便在革命战略的定义问题上挑战了社会主义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力量苏联的主导权,而且它完全是有意而为。尽管人民共和国明确承认苏联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列宁及其“无产阶级”革命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指出了道路的大国,但正因如此,它自己,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成为一种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落后国家应当学习的替代性选择。这也是万隆会议传达的信息,亚非国家在没有欧洲人和美国人,但同样也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了此次会议。

与苏联的友谊与决裂


唯有借助外援,人民共和国才能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苏联向它提供了援助,在多个协议(1950至1954年)中,苏联表示愿意在中国领土上总共建立156个整厂。为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是提供了电厂、冶金、机械制造、煤矿、铁矿设备、铁路和其它交通设备。被战争摧毁的苏联在重建取得进展之后,也开始出口成套设备(主要是拖拉机、汽车、重型机械制造、轴承和电缆厂,用于建立飞机和石油工业的设备等),俄国技术人员帮助安装,中国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培训。

人民共和国想通过这种援助以最快的方式发展原则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国共产党人想根据自己的观点将生产出来的财富用于国家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因此,中国应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因为进口也让外国有了施加影响和勒索的机会。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也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它与东欧集团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他们没有参与1949年成立的经互会(RGW)的国际劳动分工,因为他们不想服从主导这一经济联盟的苏联的命令与规则。

苏联满足了中国要求经济援助的愿望,因为它极为看重其漫长的东部边界线上有一个与自己友好的也就是说反美的中国的存在与强大。它提供机器、工厂和技术人员,并不是为了借此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那样要去赚取外汇,[18],而是出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并没有简单地让人民共和国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和生产资料,象在国内一样,这一过程被视为必须“公正”进行的价值的转移。因此,莫斯科通过供应协议于1950年向北京提供了12亿多卢布的贷款,以使后者能够支付进口,价格根据复杂的计算公式确定。[19]后来,该贷款(也用于朝鲜战争中的武器援助)范围不断扩大,中国通过供应商品偿还这笔贷款,主要是食品、纺织品和有色金属。[20]

苏联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感兴趣,反之,中国对东方集团的强大与团结感兴趣。尽管人民共和国没有加入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因为它不想听从苏联的军事命令,但它宣布在条约成员国遇到攻击时显示“团结”。在华约内部发生的最早几次冲突中(斯大林针对铁托,赫鲁晓夫1956年针对匈牙利),中国都象征性地站在苏联一边,显示了国家服从集团纪律的必要性,集团不能成为西方瓦解意图的突破口。


在这一点上说,苏联和中国是国家间友好意义上的友好国家。除了对世界有相似的“社会主义”观点之外,它们实际上还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即针对美国通过新的联盟(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全面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敌意,因此,它们希望彼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强大。这一共同利益将两个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处于竞争中的国家团结起来,两个国家都用竞争国家的标准想对方,舍此还能怎样呢?“民族”归根结底是对特定地区及其人民进行统治的称谓及纲领,因此,也就排除了同类型的国家权力。所有想成为“民族”的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即本质上消极的、起码在围绕对人民和领土权利的自我主张问题上相互竞争的关系。就这一本质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人民共和国对此都从未质疑过,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友好,它们仍视彼此为需要谨慎享受的(大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如此,在上下关系问题上同样如此。经济利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尽管这种利益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同。两个民族国家在意的并非系统地通过对方致富,双方从一开始就从他们出自政治原因建立的“公正交换”是否正确进行还是以欺骗的方式进行的角度看待这一交换。


苏联人和中国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这一点上高度统一--将他们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看作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现实世界中“正确的”经济和政治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基本问题进行的日益激烈的争执。[21]

 

  •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这也是毛泽东一定程度上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而取得的(参阅上文第一部分第二章第28页),莫斯科虽然欢迎这一胜利,但同时又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距离社会主义还很遥远,绝对不能将北京视为亚洲共产主义一个可能的总部。1950年,斯大林将与第一次出国的毛泽东就军事同盟,但首先是(中国生存所需的)经济援助问题的谈判拖了数月之久,因为他根本不确定这个新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战后世界将做出怎样的政治定位。朝鲜战争后,中国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承诺,除了第一批50个项目之外,斯大林又承诺了91个工厂,1954年,赫鲁晓夫又增加了15个(参阅Quaroni 1976:116,Kiesewetter 1960:152及下。)

  • 1950年代,中苏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产生了原则争论。中国赞同必须毫不妥协地支持亚非反帝力量进行的斗争的路线,与老牌殖民国家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拥有原子弹极大改善了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可能做出反应的根本性安全处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在一个由基本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世界上适用,因此,首先必须通过针对那些不断蔑视上述原则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贯彻这些原则。

相反,苏联想与美国“和平共处”。尽管它仍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奉行的是“侵略”政策,但它想凭借自己的核武器迫使帝国主义国家达到某种和平。从自身安全的立场出发,它认为公开介入亚非与西方国家各种可能发生的冲突绝对不合适,它认为,只要世界各国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依赖或不再是其殖民地,并且对苏联友好(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也就确保了它对原则上对社会主义阵营更加有利的国际社会的利益。苏联试图通过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提供武器并向新成立的主权政府提供建设支持促进这一纲领。从这一立场出发,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区别便不那么大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苏联更倾向于支持有望获胜的民族政府,而不是无望斗争的共产党,这一点,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多次领教过。

 

  • 因此,两国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采取相应的实际干预。在争执中,它们指责对方“出卖了”以及“以冒险的方式危害了”共同的事业,即社会主义的进步和世界革命。显然,谈不上什么真正共同的事业,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从自己的利益权衡出发认为在世界各地扇动反帝斗争是有益的,而苏联则因其(核)武装追求与美国的和平共处,为此,它愿意切断对社会主义颠覆企图的支持。这两个民族国家都对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及其对“自由世界”提出的要求采取否定态度,因此,它们具有共同的战略处境,但它们给出以及付诸实施的答案又是不同的。双方都援引所有社会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都承认的名义,因为它们都希望为自己的利益而限制对方。当然,适用的社会主义语句的牵引力并不是他们陶醉地交流的短语,这两个大国更多是相互提醒对方不要忘记一个硬真理:两个民族国家在某些方面确实依赖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强大。

  • 对待其它争议问题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经济上,人民共和国敦促苏联提供更多的实际支持,它抱怨说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得到的经济援助比它们这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还多。“印度(32亿旧卢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23.5亿)、印度尼西亚(14.7亿、伊拉克(7.3亿)、阿富汗(4亿)和埃塞俄比亚(4亿),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卡希姆、达乌德和海尔·塞拉西,这些非共产党人统治的人加起来还没有中国人多,但他们拿到的建设贷款却是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人的五倍。”(Mehnert 1962:493)中国感到自己被利用了,因为斯大林将朝鲜战争中的武器援助视为必须偿还的下贱贷款,而中国为了阻止美国却在流“血”。

 

他们引用了赫鲁晓夫优先发展苏联消费品工业的决定,将该决定解释为俄国人拒绝继续为了可怜的中国同志做出牺牲。所有暴露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同利益的事实都会引发激烈的意识形态指责。由于中方事实上处于昏厥状态,大多时候是它做出过激反应,提出抱怨并使用激烈的言辞。苏联凭借其资金、工业和武器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无论这些目标多么“消极”和充满矛盾,而人民共和国在所有方面都依赖俄国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无法在莫斯科贯彻自己的想法。因此,1958年,苏联拒绝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事实上它也没有支持中国重新占领台湾。

 

  • 为了回应这一从中国的民族野心来看令人不满的状况,毛泽东想通过大跃进实现必要的解放。人民共和国应当全国齐心协力,创造能够让它最终拥有真正行动自由的物质条件。事实上,它想强调的是除了苏联,还有第二个享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国家,[22]这个国家以其独创性见解事实上丰富了当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对其掺假,因此,这个国家能够比苏联更早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对于这一进攻,苏联一方面用漠视加以惩罚,苏联报纸多年都未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运动进行报道。但对于中国在亚非对苏联继续进行的竞争及其外交权衡的干扰做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做出的反应却是相当务实的[23]。1960年,它停止建设项目,拒绝发展中国的核技术,并撤回了自己的技术人员。这样一来,它从物质上给人民共和国造成了重创,许多已经供应的工厂无法建成,因为缺少部分设备或者设计规则。此外,苏联要求提前偿还贷款,为了还债,尽管“大跃进”后出现了饥荒,中国还是向苏联提供了大量食品,因此,人民共和国绝对不愿意做出妥协。

  • 虽然两国多年一直在党代会和各种会议上、在宣言和报刊文章中激烈争执,在小事上迎合、敲诈、互相攻击、时而不欢迎对方参加时而又邀请对方,“共产主义阵营”的实际团结已经因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而破裂。

 

从已经出现的敌对立场出发,两个大国在陈年旧账[24]以及通过“兄弟般协商一致”早已“解决了的”领土问题上也既斤斤计较又坚持原则,直至围绕阿穆尔/乌苏里江的边界走向爆发战争。
这样一来,两个社会主义兄弟民族的民族主义便战胜了其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它们开始了绝非单纯文字游戏的努力,包括对外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不抱有敌意与竞争,而是团结互助。然而,作为对领土和人民实行排他性统治并且在所有问题上都要求拥有绝对的决定自主权的国家,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尽管这些发誓坚持国际主义的国家并不赞同作为资本主义生意监护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上具有敌意的立场(至少在它们处于劣势时是这样的),但在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其特殊利益本质上的消极性却是它们也摆脱不了的。


接下来,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高度个人的形式引领了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中的转折。他认为美苏在尚未结束的越南战争期间进行的裁军谈判表明,这两个超级大国有可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达成一致。通过“乒乓外交”、基辛格与周恩来之间进行的秘密谈判、尼克松访问北京以及中美建交,实际上毛泽东在1972年就已经中止了共同对抗“西方”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存在。在这之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敌意,作为“更具侵略性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位列意识形态不好的国家之首,甚至排在当时被诅咒为世界暴力与侵略堡垒的美帝国主义之前,并且实际上全力反对苏联。

[1] 从一开始,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以古代中国的名义向多方提出了领土主权要求:蒋介石应当让出台湾,英国交出香港,葡萄牙则是澳门;1950年,苏联同意归还东西伯利亚铁路和大连与旅顺港,承认中国对新疆拥有主权;1924年成为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系密切并在1946年得到中国国民党承认的“外蒙”问题则“暂时搁置”(即悬而未决)。


[2] 世界历史的小讽刺:美国在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时代的表现与其后来的盟友欧洲与日本在20世纪后半叶的表现相似。欧洲人和日本打开了美国企业家加以利用的道路,美国在世界政治上没有污点。当然,后一点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指责”主要针对的是对国家主权的直接武力侵犯,与此相比较,经济上对中国的利用无关紧要。


[3] 进口商品必须对中国的建设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出口商品也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平衡贸易数字。


[4] “1950年冬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间为两个月,期间中苏签订了同盟条约(1950年2月14日),涉及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和革命合作历史。莫斯科表示愿意提供为期5年、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在9年的时间里,为50个建设项目提供机器设备。”(主题词俄罗斯,CL: 641)


[5] “欧洲是正在死亡的大陆,它已被耗尽榨干,将陷入苏俄的经济与工业霸权中......拥有数十亿人口的太平洋沿岸国家将在未来一万年内决定历史的走向!”(麦克阿瑟将军,引自Horowitz 1976: 93)


[6] 美国的政策趋向要求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生意范围,因此对其资本主义竞争对手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之上的“过时的”殖民主义特别是原则上自己将自己排除在世界自由市场之外持批评态度,社会主义国家和现在的中国都采取这种自我排除,参阅“今日帝国主义”,特别是“冷战”一章,载于:相反的立场,3/2006: 92页及下。


[7] 最初的几个例子: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防止苏联在太平洋获得进一步胜利;对波兰问题的处理;阻止希腊共产党获胜;成立联合国;可参阅Horowitz 1976。


[8] 在此无法深入阐述下述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苏联这样的联合国成员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这样的非成员国为何都重视将联合国外交当成手段加以利用,从而极其荒谬地自己证实了帝国主义认为世界权力问题实际上是其合法性问题这一幻想,详细内容可参阅下文“万隆会议:‘和平共处原则’的论述,见第一部分第八章。


[9] 当时,斯大林想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因此经过犹豫才同意了金日成的建议,并且拒绝苏联公开介入。


[10] “在朝鲜,世界各国正面临着无耻的新挑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第一次公然且丝毫不加掩饰地动用武力进行侵略,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让共产主义侵略者以为他们可以侵犯自由国家而不受任何惩罚,我们必须接受挑战。”(杜鲁门回忆录,引自:Steiniger 2006: 55)


[11] 在向北朝鲜进攻时,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他想同蒋介石合作,要求轰炸满洲(即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并且不排除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总统来说,这些计划当时走得太远,它不想同中国和苏联再开始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何况欧洲“战线”根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建立起来。麦克阿瑟被解职,回到美国时,人们公开欢迎这位将军的凯旋,在很多年中,他一直是最受爱戴的美国人。不过,后来杜鲁门政府自己也考虑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原子弹,事实上,移交38(!)枚原子弹也表明美国已经做好了应对中国采取进一步攻势的准备(Steiniger 2006: 181)。


[12] 日本单是为朝鲜的联合国军队就提供了价值35亿多美元的物资,参见Steiniger 2006: 191。德国的“经济奇迹”也因朝鲜战争而经历了繁荣时刻,这一事实不象具有传奇色彩的瓦砾女性、德国人的勤奋以及崛起意志那样经常被人提及。“借助很快就被证明极其稳定的货币,某些恢复原有财产关系的立法措施,美国重建计划的启动,特别是1950/51年的朝鲜战争带来的世界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得到稳定。”(Huster/Boeckh/Benz 2006: 108)


[13] “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看来这一棒极了的程序仅在这唯一的特例中发挥了作用。朝鲜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数十年处于僵持状态,直到苏联放弃同资本主义西方的对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有关联合国的概念与历史可参见相反的立场,4/2004:联合国改革,及相反的立场,1/1993:1990年代的联合国。


[14] “毛泽东抓住杜鲁门的声明,抨击美国对中国、‘朝鲜,菲律宾,越南以及其它国家‘内政’的干预(...)毛泽东宣布,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各国人民自己而不是美国处理。’”(唐叟Tang Tsou 1963: 562)


[15] 这样一来,毛泽东占领台湾、让他在内战中的宿敌再无反击之力以及消灭与之一道尚存的建立资本主义中国的替代性选择的计划便增加了与美国进行战争的风险,并由此变得不可能。从国际法上来看,通过美国而让台湾海峡“中立”违背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得到的盟国恢复整个中国领土的承诺。麦克阿瑟将军在其解职听证会上说明了台湾岛在军事战略上的意义以及中国人为何如此执着:“(...)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放弃或者失去台湾海峡,我们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太平洋。”引自唐叟Tang Tsou,1963: 566)


[16] 联合国将尊重国家主权提升为国家间交往的原则。由此,联合国在创始年代所具有的反殖民性无疑也增加了这一机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吸引力。


[17] 早在1950年代,自己本身还依靠苏联援助的人民共和国便支持多个国家和多种运动的斗争(大多情况下是反对旧的殖民国家)。中国向亚洲多个共产党提供金钱与武器,特别是向北越的胡志明及越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纳赛尔得到了派遣“志愿军”和提供5百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承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得到支持,1958年得到(主要用于购买武器的)1千多万美元 的贷款。
[18] 向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出口产品更多造成苏联(重新)建设能力的不足,迫使它向东欧盟国购买替代产品。参见Kiesewetter 1960: 155页及下。


[19] 有意思的是,依据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双方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但结算价格出于不同考虑可以“高于”或“低于”世界市场价格。


[20] 开始时,中国主要提供未经加工的商品原材料,食品大多供应东欧国家。195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供应制成品(例如,食品罐头),苏联将此用于供应东西伯利亚的建设。为避免人民共和国自1956年开始持续增长的贸易赤字增长过快,在经互会国家为中国商品建立了特殊的销售渠道。1957年,鉴于贸易平衡问题,中国人减少了苏联产品的进口。


[21] 这种状况导致“自由西方”关注该问题的各方(记者,科学家,间谍组织)都深深卷入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外交上、会议上、党代会上、新闻里及信件往来中展开的理论辩论与争论,为的是对惯用短语和措辞的极小偏离及两国分歧与争执的状况进行研究,他们对此根本没有理论兴趣,而完全是实际利益使然。


[22]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名为“卫星”是有考虑的。苏联用自己的人造卫星彰显了它有能力在武器上约束西方阵营,人民共和国表明它的手段在于组织部(农民)群进行“大跃进”。


[23] 包括毛泽东那句名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以此要求苏联坦然面对核冲突的风险。


[24] 在“总路线论战”,即与苏联政策进行的最后清算中,中国人指责莫斯科以过高的价格向其提供了商品,仿佛苏联外贸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相关出口的目的是利用人民共和国的困境以及在经济上利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