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被帝国主义“开发”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


第一章 帝国主义强行“开放”的中央王国


本章专门概述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前的中国简史。


问题: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是怎样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想要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目的为什么会获得胜利,并且是如何获得胜利的? 西方商人的渗透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论点:西方诸国的暴力开关摧毁了老旧的“中央王国”


关键词: 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鸦片战争,民族抵抗,民国,国民党,蒋介石

1800年前后,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约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把其他国家远远拉在后面。从经济上来看,正如“中央之国”中国对自己的称谓一样,它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度。多数人为农民,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生,主要种植谷物,水稻及棉花,编织篮篓,纺织棉布。他们耕种的土地大多是租赁来的,为此,他们必须向地主缴纳地租,还要向国家纳税,举债(高利贷)司空见惯,不仅是歉收和发生洪水时才会面临生存困境。农民不断通过起义宣泄自己的苦难,小说与民间神话中都有“起义者”的形象并且受到欢迎。


除了农业自然经济之外,商贸活动也较为繁荣昌盛。贸易商品有来自南方各省的盐、茶叶和大米,来自北方相邻各省的棉花,以及许多地方特产与手工制品。部分瓷器、棉布和茶是在大型手工作坊中生产的。“仅南京就有三万多台织布机。”(Schmidt-Glintzer 施寒微 2007年,125页)货物通过长途水路或者沿海航运运输。据一


位英国观察家的记录,1840年前后,上海的吞吐量比当时被视为世界贸易中心的伦敦港还要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19世纪初,中国已经普遍在生产超出直接需求之外的产品,即商品。从13世纪起,通过改征货币税已经废除了实物税制度,农村地区的货币往来也很流行,所有村子都划归集镇,国家行政机关在此征税。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销售商品,商人们富裕起来,除了农民的借贷经济,手工作坊中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萌芽,即与贸易和生产相关的信贷的最初形式(银行用支票取代了容易遭到损失和袭击的白银运输)。当然,与西欧不同的是,这些现象在中国只是边缘现象,而在西欧,相似的情况下诞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管已经存在着“技术上成熟的手工业”和“某些具有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仍然没有实现从货币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积累进程的过渡,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仍然是主流截然不同的海洋中的“绿洲”(Wittfogel,1931年,60页)。换言之,与欧洲不同,中国那些占有已经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货币财产的人, 没有能够将其财富生产方式普遍化,亦未能使其成为最终具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东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马克思,1857/58年,377页)和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

 

  • 地理和气候特点使得亚洲几乎全部的农业都取决于水利,而且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由于在特定季节中(冰川融化与季风雨同时发生)严重的洪水会漫过富饶的土地,必须进行截流。另一方面,只能进行有限的种植。能够利用为耕地的,必须进行人工浇灌。这两点都要求凝聚物力与人力,这便形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基础。从公元前约200年起,中国就存在着对幅员辽阔的领土的统治 [1]。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们对中国的“高度文明”深表钦佩,它是一个恢宏的强国,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就。时至今日,许多研究中国的论文仍然喜欢开篇即纪念这个国家“伟大”的过去。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中国的国家制度也具有限制性。

 

  • 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鼓励从事商贸和手工业的经济上的社会下层人士,相反,甚至对商贸与手工业征收高额税赋 [2]。 欧洲的统治者们发现贸易与货币资本家的经济能力对自己及政治上的扩张意图都不失为重要手段,并且达成在商业制度中的立场,即系统地促进抽象的财富生产并且通过外贸致富有益于国库,然而中国的皇帝对自己处境的看法却与此不同。他们已经拥有了幅员辽阔的领土,赋予他们对内发挥权力的充裕资源,还有一个首都和一个朝廷,历经数百载,这些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通过组织官员向(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征税,朝廷便拥有了自己的经济手段。对外,中国皇帝试图通过修建巨型防御城墙,以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冲击而巩固自己的政权,大多数邻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等)都承认这个庞大帝国的宗主权,向其进贡并对中国的“天子”嗑头臣服。

 

中国的长城


印证了中国历代皇帝能够调动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巨大权力。这座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


防御工事的建立归功于,中国北方边界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的碰撞。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帝国力图将自己及财富基础,与那些依靠侵略和掠夺为生的好战的游牧民族隔绝开来,征服这些民族并非易事,而未来对其加以利用的前景也不佳。为此而修建的城墙是一道巨大的防御城墙,长达数百年期间一直在扩建之中。曾有几次,长城被破,例如,13世纪初时,成吉思汗就曾攻破过长城,17世纪时,满洲人也攻破过长城。长城总长度“曾经超过5000公里”,部分环绕多个省份,穿越沙漠群山,大多通过山顶。为修建长城,除被迫修建长城的人和囚徒之外,一直也在征用军队。秦朝总人口为2千万,就有50万人从事于修建长城,到了明朝,修长城的士兵将近100万人,他们必须通过农耕与畜牧实现自给自足。“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以及武器和建筑技术的改进,在长城上的许多地方修建了战斗台、瞭望塔、夹墙、关隘、(加固墙) 隔墙和垛口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成为一个巨大的设备良好的军事防御系统。”

 

长城的修建与加固持续了2000多年,直至1644年,康熙皇帝年间方才停止。“射击武器的研发令防御工事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功能。” 数据与引言:文观,1996年,第7页及下

进一步的扩张不应危及帝国的安全,中国的统治者们无疑也了解这一立场并且曾经成功地践行过。例如,明朝第二位皇帝就下达命令,暂时中断了中国极其成功的世界航海项目,后来又将耗费巨额公共资金建立起来的整个舰队解散,从而再度结束了该项目[3]

 

  • 皇帝的官员作为这种统治的关键手段行使职责。官员征收赋税与关税,负责统治者命令的实施(例如,修建大坝运河,储备粮食的粮仓等)。他们必须将固定的数额上缴朝廷,其余的留归个人支配。官员被许可与职务相连的个人致富,从而确保了官员对“天子”的忠诚,对于那些道德水准低下者来说,这种许可的作用是鼓励他们掠夺自己掌管的省份,对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职位的授予则借助延续了数百年的精心设计的科举制度,不可以世袭。科举制度以及被选中官员被委派到远离家乡的省份,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裙带关系,但主要却是为了避免建立起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在这种制度下,财富的获取与政治权力挂钩,归根结底取决于朝廷的许可,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社会上不会出现因为拥有自己的经济手段因而相对自由的阶级。官员们在任上积聚起来的个人财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投资于土地,这是其家庭可靠的财富来源。这样一来,朝廷、国家官员和有地阶级在人事和利益上都是一致的。(参见de Beauvoir 1960年,264页)

 

  • 助长了由此生成的政治稳定性(消极地说是停滞)的是,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宗教上层建筑中,中国统治者这般统筹授予职位,造成全国范围内都适用统一的内容保守的文化与道德。儒教伦理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尊重传统和在家庭与国家中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的)权威。所有应聘官职的人都必须在当地举行的(从村到省会再到北京的终考)和难易程度不一的考试中,证明自己掌握了书写、中国文学等知识以及适用当前统治需求的对儒家哲学的通行阐释。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用传统的迷信观念与佛教思想去丰富着儒家的道德学说,佛教自从一世纪起传入中国,但从未享有正式的国教地位,正如基督教,尽管17和18世纪的基督教会付出了巨大的传教努力,但基督教在中国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


在此基础之上,中央之国在政治上保持了引人瞩目的稳定,抛开偶尔发生的王朝更迭不说。对于王室来说有一点较为突出,即任一外来的征服者-成吉思汗(1155年起)或者满清王朝(1644年起)-在政权的建立以及从内部确保统治时都被迫适应现有的政体。他们规划对中国的统治时接受中国的统治原则,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汉化了。


“1793年,英国大使马噶尔尼及其随从访问中国,当时这个国家总体上给人的深刻印象是繁荣、有序、充满活力与自信。”(主题词清朝,CL:600)18/19世纪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代表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决拒绝任何变革意图的闭锁社会,这首先表明这些代表希望中国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在中央之国努力追求并付诸实施的“革新”却摧毁了这个拥有惊人成就的国家。


欧洲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从的是让钱生钱的原则,要求处处适用这一原则。仅在国内市场,比如英国生产、销售、盈利然后再将全过程在扩大之后重新来过,这在商人和工业企业家看来是对其商机的一种不应有也不该有的局限。那些将生意经视为繁荣之物质基础的政权,同样以极端和狭隘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整个世界都被重新审视,世界是可以采购和销售商品的潜在商贸领域。如果哪个国家不参与其中,甚至反对这种做法,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个国家就是落后和非现代化的。人们不仅这样审视世界,中国这样的国家应当“开放”通商,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之下,欧洲商人在各国庇护人的祝福与支持下启航来到了中国。


尽管中国朝廷几乎无此需求而且以漠然和傲慢对待西方“蛮夷”的愿望,正如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写道的那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互通有无”,但它最后还是允许一定程度的贸易。中国茶叶在英国成为畅销物,而英国商品在华的销售情况却不太好。尽管英国现代化工厂极为高效,但同中国广大农民生产棉花的廉价相比,英国的纺织品过于昂贵。因此,尽管东印度公司有赢利,但英国仍然认定自己有贸易赤字,认为英国的白银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将鸦片销往中国。中国官方禁止吸食鸦片,鸦片贸易也因此被禁止。开始时,用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走私鸦片,当公司发现鸦片好销时,便开始生产鸦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地种植罂粟,再让商贩将鸦片带到中国港口。英国的贸易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印度殖民地七分之一的收入来自鸦片贸易。


但这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为“毒品......毒害了美丽中国的道德、国库和人民的健康”(卡尔·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评论报撰写的文章,参阅马克思,1955年)。仅1829年至1840年期间,就有4500万银元从中国流出,六百万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鸦片走私引发的腐败令中国官员道德败坏,他们日益忘记了自己照料民众的义务,从而在人民中丧失了自己的(以及皇帝的)威望。
1839年,中国朝廷决定采取实际行动取缔鸦片贸易,有一位官员扣押了英国商人并没收了船上的货物。英国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开战,最终获取了许多新特权。“鸦片战争”和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引发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与媾和。除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挪威和比利时之外,刚开始奉行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日本和俄罗斯以及永远姗姗来迟的德国也参与其中,有些直接参战,有些更多是搭他人的顺风车。


中国由此打开国门,对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开发以及私人生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联来说,这实乃再好不过的一部教材。崛起中的深谋远虑的的商人们要求在全球自己及其获利而享有自由。这一愿望在中国遭到了抵制,其形式是组织极为严密的国家权力机构,(不能象在许多其它情况下那样)干脆对此不予理会或者是绕开它。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便会放过这个国家,为数不多得到批准的生意做了起来,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些生意“太有限”,从商人的角度和国家贸易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人们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武力实现对商贸与赢利的要求,放肆地就像对这个国家享有这一权利般。这种做法对内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瓦解,事实上引发了全国上下对“ 外夷”的反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就此撤走了,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情况才使各国政府开始了计划。它们想不顾所有的反对使本国那些勤奋公民的商贸合法化,为此,它们挑起了真正的战争。为此,它们想方设法谋求无可指摘的合法名义-归根结底,所有其它国家也都应认同它们的行为,本国公众舆论则应当认为一切都符合伦理道德。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关联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基于道义原则而行为,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任何诗人最大胆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卡尔·马克思1858年9月20日为纽约每日评论报撰文,载于:马克思,1955,70(马克思有关对华贸易和英国的其它报道参见附件)

 

打赢一场对军事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政府的战争,就会谈判达成恰当的条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还是承认“天子”的,与其说是需要借助他对国家与人民的权力实施条约,倒不如说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围绕中国的竞争中相互遏制。借助那些公然被称为“不平等的”条约,中国被迫逐步

 

  • 割让土地(香港,九龙,新界),

  • 开放更多的港口与商埠,

  • 将更多的产品列入关税表,由此允许销售(例如鸦片),

  • 承认所有外国人均适用治外法权原则 (也就是说,他们象国家外交代表一样享有“豁免”,仅可由本国进行审判),

  • 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允许信仰自由,

  • 成立“外交部”,即将处理在华外国人事务视为其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 允许外国人成立工业企业和修建铁路,

  • 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承认所有其它国家均享有一国享有的权利,

  • 支付巨额战败“赔偿”。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鸦片贸易和外国产品的毁灭性竞争动摇了此前的经济,中日战争之后,开始有了最早的外国人经营的工业生产企业。在大多数殖民国家,仅仅是获得原材料并将其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国家进行再加工[7],国门打开的中国在这一点上来说是一个特例。由于国内手工业技能普及,已经有了一些工厂,加之开始出现的弃土离乡造成工资极低,建立工厂显得有利可图,特别是在纺织生产领域(棉花和丝绸)。因此,在上海和东部沿海等便于向欧美进行运输的地方建起了工厂,日本在东北地区很活跃(1919年后,它还接管了德国在青岛的租界)。

 

厂里的情况超出了所有的描述,20世纪初,“中国的劳动条件大概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内”(1924年曾做过调查的托马斯·初,青年基督教联盟YMCA工业部理事,引自:德·波伏瓦,1960年,第174页及下)。 1932年起,新西兰人艾黎担任上海市政府工厂督察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道:“有一次,我被叫到一家工厂,厂长刚刚将一名学徒殴打致死。我找他谈话时,这位绅士回应道:‘那家伙原本就一无所长。’警察虽然逮捕了厂长,但几个月之后我又看到他微笑着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让一位苦力去死的确算不得什么。(...)气味难闻的厕所,没有洗漱条件,食物腐烂,牙床流血,发炎的眼睛,脚踢,殴打以及流水线上发生的事故,这一切便是这些劳动奴隶的工资,没有人把他们视为人......我不会忘记的还有一家染料厂的车间,年轻的工人们不得不在腐蚀性的铬盐尘中睡觉,盐尘腐蚀着他们的手脚,直至骨头。”引自德·波伏瓦,1960:第176页及下。

 

军备费用与战争费用摧毁了中国的财政。中国在欧洲银行财团那里债台高筑,旧有的税收已经令农民不堪重负,现在又来了新的税负,这令他们更加贫穷,其结果是爆发了更多的起义。[8]腐败与官员道德沦丧葬送了国家的权威,中国企业和走私者利用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特权,掏空了现行的法律与国家体制,刑事犯罪和黑社会四处蔓延。

作为对国家这种状况的反应,在不同层面上日益酝酿着民族反抗。这种反抗的“民族性”应从双重意义予以理解:一方面,敌意与仇恨针对的是外国列强,人们将它们的作用理解为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其战争行为及缔结和约则被理解为带有侮辱性。就针对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这种民族感情而言,来自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一样的,这超越了所有的社会对立。显然,处于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存在着有关中国认同性,即民族与统治之间关联性的看法,或者说从现代意义上讲,作为对外国渗透的反应,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民族情感。另一方面,抗议也针对当权的满族皇帝。当代爱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富裕家族的男性,他们在西方国家或者日本留过学,在他们看来,满清王朝不仅仅是异族统治,特别是中国统治阶级对满清王朝一直持有保留。人们指责民族统治正因为其是异族而没有持续打击外国人及其扩张性要求,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与其同流合污。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有足够多的理由支持对其提出的出卖国家的指责,在“不平等条约中”,在被迫作出的经济让步中(例如铁道建设)[9]以及在政治约定中。[10]这样一来,中国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便被解读为非汉族统治造成的。


抵抗运动的民族取向在利益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特点:

 

  • 部分人民将自己对日益悲惨的现状的愤怒直接发泄到他们憎恨的外国人身上。在香港,专供西方商人的面包被涂上毒药,基督教传教士被杀害,工厂里发生了砸毁机器的事件。1899/1900年,义和团这一自卫性质的群众运动组织了先是反对基督教,继而普遍仇外的起义,义和团在中日战争后获得了山东难民的极大拥护。正常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起义和造反会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而朝廷出于深谋远虑而煽动起来的义和团起义则被德国领导下的由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军扑杀。

  • 中国原政治阶级的一部分,包括皇帝近臣,各省高官以及知识分子(文人)对中国因为过于屈服外国人而遭受的权力与威望的损失提出了抗议。这些人试图通过改革挽救旧制度,因此首先产生了盛极一时的“自强运动”,修建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出资建设的铁路,即所谓的人民铁路。

  • 产 生了由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企业家)组成的新阶层想让中国实现完全的现代化,其设想则完全不同。中国企业家首先反对的是与外国人竞 争时感受到的经济上的限制,其他人则以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榜样为取向,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中国应当象这些在任何方面都具有优势的国家一样,成为一个 拥有启蒙和受过教育的国民的自由主权国家。兴起了众多五花八门的运动,有宗教社会性质的,教育和改革性质的,以及造反性质的,其中也包括曾经留学日本和美 国的孙中山医生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1912年,兴中会与其它小党合并成立了国民党。鉴于当时国家的商业&暴力状况,资产阶级民族改革思 想只能是理想主义。由于未能获得成功,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物开始走向极端:他们日益将“堕落且不愿改革的满族统治视为新的现代中国的障碍。

  • 经 历十次失败的尝试之后,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民国成立了。[11]不过,这并没有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诸多问题,西方人并没有因为 对新的人民主权统治的尊重而撤走,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相反,后者必须战胜皇权崩溃而引发的诸多分裂主义的反叛,此外,它还 面临着日本意欲将中国变成其保护国的“21条”这一问题。国家专属武力权日益丧失,国家事实上由各地区的军阀统治,军阀们相互混战。


    因此,想把中国作为商业区域加以利用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但面临着不情愿,而且还面临着无能力,因为征收税赋与关税等国家的功能无法再集中发挥,所以中国无力 偿还债务,中国贷款成为坏账,外国在中国赚钱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这是不可以的,债权国也不想轻易放弃债务与利息,因此,为了能够继续做生意,它们越来越 直接干预国家功能。在沿海海关、邮政和其它部门任职的外国官员是领取中国政府薪水的管理者,他们没有将收缴上来的钱上交中国的国库,而是直接转给了设在上 海的国际银行委员会。

 

地方政策属上海市政当局管辖,1910年仍由英国商人把持。市政当局修建外围道路,扩大自己的范围。它雇用了中国雇员,警察则由印度的锡克人担任。海关关长是一名英国人,一切都以贸易为中心。当时还有赛马,昔日的马场现在变成了一个公园。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举止文明,正如那些新教和天主教学校。来自平原地区源源不断的中国工人没有组成工会,工商权利保护法律发展缓慢。中国人口越来越多,因为这里是贸易与工业中心,人们可以避开将军们的抢劫。 在这种半殖民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发言权有限。国际区和相邻的法租界不属于中国司法的管辖范围,仅在城郊地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印迹。处理涉及中国人的案件时,有一位中国法官协助领事部门工作。1925年以前有一个混合法庭,大约是当时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的唯一代表机构。 从法律上来讲,中国居民生活在真空中,统治该真空的是一个叫做“青帮”的地下帮派。该组织用金钱和暴力将成员拢在一起,做着现代大城市的一切恶行:卖淫、敲诈和贩毒。青帮与外国警察,特别是法国警察有暗中的合作,城市上游地区的鸦片越来越多地进入上海。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当局无能为力,外国人和中国黑社会之间于是形成了一桩理性婚姻。居住在此的区区数千名外国人由此加深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天生堕落,是骗子和敲诈者。”Fairbank1989年,第184页及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在英美劝告下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这与想在国际上打压中国的日本的利益相悖。从军事上来说,中国做出的与其能力相符的贡献在于将大约14万名工人派往法国挖掩体。中国想作为战胜国之一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希望在凡尔赛落了空,相反,日本人接管了德国的地盘(山东)。对此,爆发了北京大学生领导的抗议(“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蔓延到其它大学,部分市民也加入其中(教授与老师,商人开始抵制日货,上海的企业家与工人进行了一周的罢工)。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其实际产生的结果--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而更多在于这场运动中形成了在此之后的关键力量:

 

  • 1912年成立的国民党(GMD)在1911年政变后赢得大选,但为了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它从对国家具有建设性的角度考虑而放弃入阁,1913年被禁,这次在孙中山领导下得以重组。国民党的党纲现在是反帝的,也提出了社会政策方面的要求。共产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成功之后,国民党按照列宁的榜样重组为干部党,并在孙中山长时间未能获得西方对本党纲领的支持之后,自1923年起与苏联政府建立起了联系(在莫斯科进行培训,帮助组建军队)。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它是受到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同样落后的俄罗斯取得胜利的鼓舞。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不适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寄希望于“民族革命”,要求两党结成统一战线,事实上两党也的确结成了统一战线。[12]1927年,在孙中山去世后夺取了国民党领导权的蒋介石宣布共产党人为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下令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约4万名),其余共产党员转入地下。

1928年至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执政。“目标是引导民众走向民主,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推进工业化,解决不平等的土地分配问题,恢复关税与法律主权,将中国发展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主题词国民党,CL: 284页)


上述目标首先表明了中国没有什么:得到贯彻的专属武力,工业基础以及可靠的国家收入。而这一切又是中国借以获得相关手段的关键前提,中国能够借助这些手段与仍然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中国利益对其进行掠夺的帝国主义列强分庭抗礼,将自己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以及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纲领提出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帝国主义列强摧毁了旧社会产生的是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并由此摧毁了中国的国家权力也是这一纲领必定失败的原因。

1930年代,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民族振兴纲领”没能获得成功,首先是中央政府日益软弱,其次是由于日本占领了满州。对此,他始终致力于军事解决,首先是针对内部的敌人,即共产党人。他向共产党发起了数次战争,1934年,共产党几乎完全被剿灭(“长征”开始)。政治上,他从欧洲法西斯那里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1934年起的“新生活”运动,日益迫害知识分子与党内左翼)。
1937年至1945年,中国进行了抗日战争。日本想要的是“最终解决”,即占领中国并实行殖民统治,它认为其它大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会置身事外。然而,苏联表示愿意向中国军队提供飞机与坦克,1936年,共产国际号召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早在“长征”时期,共产党就向国民党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直到爱国将领反对“大元帅”,蒋介石才接受了上述主张,因为他忽略了将中国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的战斗,而是将资源用于针对“红军”的内战。


在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在华南对日作战不多。1941年,它再次对准了共产党人,并消灭了共产党的一整支部队。共产党军队在北方的游击战争中站稳了脚跟。日本人在华没有输掉一场公开战,中国在军事上为包围日本做出的贡献(在珍珠港和美国参战之后)主要是牵制住了日本军队,中国为此牺牲了1500万至2000万人(!)。中国的战绩让蒋介石获得了盟军的承认(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参加1943年的开罗会议)。1943年,英美放弃其“治外法权”,1945年,中国正式属于战胜国之列,它是“主权的”,根据罗斯福对国际新秩序的设想,中国应是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的第四个大国,这也让中国成为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日本1945年8月投降后,国共两党爆发了公开的内战。尽管国民党当时的处境远为优越(三百万士兵,控制所有大城市,美国的大力支持),共产党人还是获得了胜利(一百万士兵,苏联支持它并将缴获日本的武器提供给它)。决定战争成败的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共产党承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在“自己的”地区也履行了这一承诺。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期从那里继续其争夺中国的战斗

[1] 该地区的核心是华北平原,这是一个范围大约为500 x 800公里的冲积平原,因黄河沉淀并聚集富饶的冲击黄土而形成,加上温带气候,华北平原遂成为极其有利于农耕的地区。因此,公元前7至6世纪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即从狩猎和采摘到农耕的过渡开始于该地区并非偶然。


[2]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发展并非与农业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自以为是的市民阶层(...)得以在城市中建立起来,分散且集约式的农业生产(...)并未受此影响。然而,无法将亚洲的国家权力机构从东方官僚主义的水利建设的城市中驱逐出去。(...)›国家权力机构‹牢牢控制着 (...) 城市中的权力机器(...),令人窒息地压在(...)城市市民阶层身上,从根本上剥夺了其获得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可能性。« (Wittfogel 1931: 607)


[3] 1405年至1433年,即哥伦布之前数十年,郑和率领一支技术上远胜于欧洲那些征服世界者的中国船队进行了七次航海,到过世界各大海,发现了大多数大陆并且建立了中国人的定居点。


[4] 在此,拟订了良政德性目录。从宗教上抬高统治(“天子”)在中国很早就同有关秩序政策成就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皇帝和官员都“必须”为人民做出成就。参阅《主题词:国家观》,CL,710. 最终获得令人向往的官职的只是极少数应试者,例如,14世纪即明朝时,55万名应试者中有50万人获得最低“级别”,仅有25000至40000人获得官职。因此,除了官员之外,中国历来都存在着一个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担任教师、文书或者艺术家。


[5] 例如,满族皇帝康熙认真学习孔子的伦理学说,以减少居多数的汉族对满族统治所持的保留。参阅Spence 2008年,第84页及下。


[6] 社会民主党人、作家和记者鲁道尔夫·布伦格拉贝尔(Rudolf Brunngraber)在其所著小说“鸦片战争”中描写了这位官员,参见Brunngraber,1939年。


[7] 例如,印度的棉花加工全部转移到了英国。之前,印度和中国并列全球最大的两个棉花生产国,到20世纪,印度却无力解决本国居民的穿衣问题。


[8] 最重要的当属1851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革新运动反对鸦片战争和秩序的普遍衰落,寄希望于道德完美的国家。随后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起的“太平天国”被清王朝通过战争消灭。镇压太平天国造成三千万人(!)丧生,朝廷最终借助西方雇佣军才将起义镇压了下去。


[9] 中国的铁路建设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外国利益在华的分布情况以及它们之间如何互相进行竞争。“对于殖民列强而言,铁路是扩大其势力范围并在经济和领土上向内陆进一步进行扩张的一种手段。 (...) 其结果是修建了一个类型各异、轨宽不同的极为支离破碎的网络。中国的铁路系统被多个国家修建成一个贯通东西的国际网络,而不是修建起中国所需的南北轴,这种不平衡至今仍然存在。”(主题词铁路,CL:第173页及下)。“透过当时众多的铁路申请不难看出比利时、德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政府的领土野心。(...) 事实上,英国金融集团获准修建的铁路公里数比任何其它国家的都要长。”(引文出处同上,第175页)


[10]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西方国家向满清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因为反抗日益具有排外性。此外,英国殖民地官员也为中国皇帝带来了关税,因为中国官员的工作日益不可靠。


[11] 孙中山被16省代表大会推选为“临时总统”,然而由于缺少军事上的权力基础,他将该职务让与军阀袁世凯。


[12] 有关共产党的纲领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详见第一部分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纲领与实施”。